东汉时期|耳熟能详的“党锢之祸”，究竟是怎样一件事，影响有多大( 二 ) 士大夫|东汉|清议|外戚|党锢之祸|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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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览（中常侍）的兄弟侯参，在外担任益州刺史，在位期间横征暴敛。太尉杨秉用囚车将其征还，侯参半道畏罪自杀，侯览被免官；侯览本家在山阳郡防东县为非作歹，残暴百姓，被督邮张俭劾奏，但被侯览所压；左悺（中常侍，“五侯”之一）、左称兄弟为非作歹，被司隶校尉韩縯弹劾，二人畏罪自杀；具瑗（中常侍，“五侯”之一）的哥哥具恭贪污受贿，同样被韩縯弹劾，具瑗被贬。这次打击导致宦官势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也更加激化宦官与士大夫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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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锢之祸”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次“党锢之祸”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在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宦官的党羽张成（巫祝）得知朝廷马上就要大赦的消息，于是就让儿子杀人（这什么逻辑？），被司隶校尉李膺收捕；党羽张汎（宛城富商）贿赂宦官，被南阳太守成瑨收捕；小黄门赵津也因为犯罪被太原太守刘瓆收捕。结果张成子、张汎、赵津都赶上大赦，但李膺、成瑨、刘瓆没有释放三人，而是自作主张将二人处死。这种无视法律的杀人行为让宦官抓住反击的机会，而他们使用的武器则是“朋党”。宦官集团教唆张汎的妻子向汉桓帝告状，成瑨、刘瓆俱入狱（最后死于狱中）；又教唆张成的弟子牢修告李膺与太学生结交为朋党，诽谤朝廷。于是汉桓帝下令捉捕党人，被牵连者有二百多人。一些为党人求情的官员，如太尉陈蕃、司空刘茂、符节令蔡衍、议郎刘瑜被免官。永康元年（即公元167年），外戚窦武和尚书霍谞向汉桓帝上表请求释放党人；李膺等人在狱中指认宦官子弟作为反击，导致宦官也请求汉桓帝赦免党人。于是李膺等二百多人放回乡里，虽然得以释放，但终身不得录用。第一次“党锢之祸”就这样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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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党锢之祸”后，与宦官斗争、受宦官迫害成为值得骄傲、标榜的事情，这些清流士大夫的声名也更为激扬。当时的社会舆论中，将这些人以能力、品德划分为“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其中就包括刘表、张邈、胡母班这些活跃于广义上的三国时期的人物。第二次“党锢之祸”相较于第一次“党锢之祸”，第二次“党锢之祸”的程度更加激烈，过程更加复杂，小编暂且分为三个阶段。“九月辛亥政变”汉桓帝去世，在窦太后与窦武的支持下，年仅十二岁的汉灵帝刘宏即位，是年建宁元年（即公元168年）。改朝换代以后，汉桓帝的禁锢党人的命令自然被窦武无视，于是陈蕃、李膺等大批党人被重新任用。陈蕃、窦武想趁此机会，将宦官集团一举拔除（好的坏的所有的），但遭到窦太后的阻挠，没有彻底实施。宦官硃瑀偷盗窦武的奏书，发现他的计划，矫诏捉捕窦武；窦武当然不能束手就擒，于是率领禁兵发动兵变。当时恰逢护匈奴中郎将张奂回京，不了解其中形势，误以为窦武要谋反，于是与宦官一起消灭窦武。窦武、陈蕃皆被害，重新起用的一批党人也被牵连，或被构陷而死，或罢官禁锢。这次政变以宦官集团的胜利而告终。“张俭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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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俭在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弹劾过侯览一次，结果被压制；在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侯览为自己的母亲修建陵墓，又给自己修建寿冢，非法夺取其他人的房屋田产，破坏他人陵墓，张俭再次弹劾，又一次被压制。张俭于是亲自破坏侯览的寿冢，抄没其家产（《后汉书·苑康传》又与《后汉书·侯览传》有出入，说张俭杀了侯览的母亲）。士人和宦官的矛盾再次被挑起，侯览令张俭的乡人朱并诬告张俭以及同乡二十四人为朋党。于是汉灵帝下令收捕张俭等人。张俭疯狂逃窜，由于其名士的身份，很多人冒着被杀的危险收留张俭。张俭与孔融的哥哥孔褒有旧，孔融趁孔褒不在时私自收留张俭。事发后孔褒、孔融、孔母一门争死，最后朝廷判决孔褒被连坐，孔融因此得名。如果说侯览的行为只是针对自己老家山阳郡的名士，大长秋曹节则是借机扩大打击范围，利用汉灵帝年幼无知，继续迫害李膺等士人，直接下狱而死的有一百多人，一些本身有仇怨的人也利用“朋党”作为武器，相互指责攻讦，也被划入党人的范围中；地方郡县也开始收捕党人，被处死、流放、禁锢的士人足有六七百之多。曹鸾上书在熹平五年（即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被迫害的士人求情，由于在语言上比较直切，引起汉灵帝的不满。汉灵帝不但将曹鸾以囚车征还入狱处死，更是扩大党锢范围，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五服之内的亲属都进行罢官禁锢。在光和二年（即公元179年），上禄县长和海上书缩减党锢的范围，汉灵帝采纳。在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之乱”爆发，由于黄巾军的压力，汉灵帝惧怕这些士人趁势生乱，不得已接除党锢。自此长达十八年的“党锢之祸”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