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苏东坡与王安石：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君子之争( 二 ) 张炜|东坡|王安石|脱离|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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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党人物为了推行新法，不可能充分顾及民众及国家的承受能力。在王安石和他的同党来说，对朝廷连年积弊十分痛心，这正迎合了一心要当中兴之主的宋神宗。王安石自己也做出了表率，他在日常生活中异常简朴，绝少物质享受，这在普遍奢靡的北宋上层官僚那儿是一个特例。这就愈加显示了他的心志坚强和忠贞不渝。苏东坡对王安石的一切都看在眼里，一定会感到一些迷惑和费解。如果这两位能臣和文豪能够相互借重并互补，北宋也许是另一番风貌了。这将是朝廷之大幸、民众之大幸。可惜这只是一个假设。苏东坡的政敌中，大概王安石算是真正一心为政的人，其身边的那一伙却不尽然。也就是这样的缘故，苏东坡和王安石最后总还能够相处融洽，基础和前提只能是人的纯粹，是道德和人格接近之故。他们同为伟大的诗人和政治家，不过是选择的道路大为不同。苏东坡谈到王安石的文和人，曾经说了一段极有洞悉的话：“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答张文潜书》）他在这里将孔子颂扬了一番，如此圣人尚不能让人人皆遵循同一标准，比如同样是得意弟子，颜回和子路是那样地不同，而圣人却能够容忍这一切，并且让其按照自己的特性去发展。在这里，苏东坡将王安石过人的优点和长处，还有深刻的弊端，都说得非常清楚，且算公允。他认为王安石所实行的改革，不过是“悍石猛药”，最后一定会贻害无穷，但同时又并不认为王安石的改革一无是处。特别是后来，当他在几个任所经过了诸多实践，深入民众亲手处理无数琐事之后，就更加认同了变法的某些长处。在关于王安石和苏东坡的争执方面，特别是苏东坡对新法的态度，历来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苏东坡后来有很多悔悟，另有人认为他毫无悔悟，所有类似的表达不过是为了遮人耳目，为了皇上高兴才做出的表达，说白了，不过是一种明哲保身的技巧和方法。但此一说经不得推敲之处，在于苏东坡于旧党得势、司马光身为宰相时的表现。这个时期他似乎可以全力附和与协作，而恰好相反，在复辟旧法之时，他却做出了另一种选择：以亲身经历对旧党执政者尖锐地指出新法“不可尽废”。这就有力地表明，苏东坡之前对新法的一些正面评价，完全是出于真心实意。这其实正是他人生当中最有光彩的一笔，是一个不同于那些庸常机会主义者的关键之点。再后来，苏东坡成为一个身居高位的执政者，这时王安石已经病逝了。苏东坡在日常宫廷生活中，还有过一些针对昔日政敌王安石的言论，其中有的也非常严厉。只有这个时刻，我们才能够看到他对于当年可怕的遭际仍有恐惧和恨意，情感多少代替了理性。像苏东坡这样一位杰出人物，偶尔也要被所谓的“人之常情”所蒙蔽和干扰，是非常可惜的。书生为真勇记载中，告退金陵的王安石每次遇到从苏东坡贬谪之地的来人，一定要问一句：“子瞻近日有何妙语？”可见这位对苏东坡一生造成重创和伤害的宰相，对作为政敌的苏东坡畏惧和忌惮，但对一个拥有无限创造力、才情焕发且敏悟多思的诗人，又好奇和喜爱。有一次某位朋友带来苏东坡的新作《胜相院经藏记》，文章里使用了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觉今是而昨非”之句，显然是从禅修的角度回视过去，检讨反思招致灾祸的内在原因。文中，苏东坡把自己的执着与强辩归结为四个字“强恨自用”，说：“我今惟有无始以来，结习口业，妄言绮语，论说古今是非成败，以是业故。所出言语，犹如钟磬。”说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人善博，日胜日负，自云是巧，不知是业”。在王安石眼里，在后来苏东坡的觉悟里，这个“贫”字活画出一个人步步趋近的那种尴尬、无助、难以为继的窘迫境地。苏东坡把纵情激辩、不停的言辞相搏视为“口业”，这在佛教经义里是多么重的一个词。在这种非常严重的认识中，苏东坡感到了无比的沉重，所以他才能认王安石为“一字师”。“贫”是耗的结果，耗掉了生命中最宝贵的生长的汁水。哪怕稍有虚荣心和求胜心，这种“耗”都会不断地加剧。失于竞胜，耗掉真气，究竟用多少时间、多少失败堆积起来，才会让一个人大彻大悟地沉默下来。这种沉默会让对方喘息，留给对方一个反省和自觉的空间，也给自我来一个宽松和寻索求证的机缘。这种沉默会使双方视为一种休战的状态，各自免除冲动，理性也将慢慢回归。除了朝堂政争之外，这种“日胜日贫”还贯穿在生活中的一切方面。求胜之心总会把人引向虚妄，无论对方才华多么盛大，势力多么强悍，都难免被这种竞胜之心耗贫、耗光。“贫”字活画了人生，它应该成为始终的生命警示。喜欢的小朋友一定要多多说说自己的意见，我们一起来讨论，分享自己的观点，说的不对的也要指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