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苏东坡与王安石：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君子之争张炜|东坡|王安石|脱离|君子

大家好，我们的搞笑小霞运动新发现又来了，今天起我们一起来分享历史知识，也许你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哦。王安石一生历经两次罢相，饱尝仕途冷暖，由此看出他不愧是一个目光锐利的洞彻之人、一个大彻大悟之人。所以苏东坡曾称他为“野狐精”，这并非世俗意义上的贬语，而是指一代名相的心灵和城府、一切皆收眼底的细密心思。王安石说苏东坡“日胜日贫”之时，又何尝不是在提醒自己。作为一介书生，即便是真勇，也要有一个好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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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往往是你死我活，而苏东坡与王安石这对政敌最后竟能走到礼让和谅解，甚至是相互崇敬的地步，实在令人惊讶。王安石从宰相之位退下的王安石和苏东坡有过一次金陵相会，书上这样记载：“东坡自黄徙汝，过金陵。荆公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出乎意料的是，这次相逢一个在驴上一个在舟中，两人分别下驴弃舟，双脚落地作揖问安，谈笑风生。这种人生场景实在稀少，仿佛一瞬间个人恩怨全部消失，剩下的只有人之常情，只有两个回归自然的生命。苏东坡当时还是戴罪之身，在同样郁郁不得志的骑驴宰相面前，如释重负。他们交换诗文，一同吟唱，话旧谈新，何等畅快。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步出了那个阴浊小世界。本文节选摘自张炜新书《斑斓志》，供读者从不同视角，更多地了解千古奇才苏东坡。文 | 张炜选自《斑斓志》干练与丰腴王安石与苏东坡有很大不同，两人在许多方面都是这样界限分明：一个严厉、干练、果决、冷峻；一个丰腴、温和、饱满。但他们两人都是北宋王朝的能吏与文豪，而且都是清廉为政之人。这两个人在各自的方向上都有些极端化，好像上苍有意送给这个时代两个典型人物一样，让他们双双对峙，并且在很长时间里成为不同的概念和符号。不过新党中的王安石毕竟不同于另一些人，他比周边的那些同党要纯粹得多，也要深刻得多。他的作为之大以及出发点之纯正，都是有目共睹的。北宋的这个时期，以及后来，都深深地烙上了王安石的印记。后来旧党把宋代的羸弱和凋敝，甚至最后的覆灭，都从那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之中寻出端倪，认为是一个久病在身的国体被施用了有毒的猛药，从此才走向虚败和溃散。这样的论断或许不够公允。在新党一派，有一个人与王安石稍稍接近，其实又是大为不同的人物，这就是后来同样做了宰相的章。这同样是一个下手锐利、坚毅不屈、为大宋王朝做出重要贡献的人。但他远远算不得一个纯谨和洁净的人，他身上的那种刻薄和阴鸷，王安石是没有的。章还不配与苏东坡作为一个对立的人物加以研究，而这样的一个人，似乎只有王安石才可以充当。我们将从他们两人身上找到太多的同与不同，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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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元苏东坡苏东坡当年对于王安石变法之峻急绝不通融，而且奋力抵抗。王安石就像一块坚硬的石头，在旧党密集的火力之下不仅没有破碎，而且顽硬如初，成为整个新党坚实的核心。他具有法治人物最可贵的品质，同时也有这类人物最大的缺憾和特质，即整齐划一与严厉苛责。这一点，甚至在其追随者身上也可以看出端倪。比较一下，我们会发现苏东坡的所有弟子都呈现出各自生长的状态，而王安石的弟子却处处遵循师长，成为一种模板性格之下的复制品和牺牲品。苏门弟子中不乏名垂千古的大文人，而王安石的门生中留有文名的似乎只有一个王令。没有比艺术创作更需要自主开放和多元包容了，而这种烂漫生长，与法家的那种生硬和强固是格格不入、难以兼容的。弟子皆要服从老师的单一标准和模式，审美志趣也就变得单调，生活方式及政治立场也会如此。记载中的王安石有许多怪癖，或者说异趣，一如他的为政风格。他是如此朴素如此清廉，但对日常生活之美没有什么追慕，竟然可以长时间不洗澡，因脏气而多被诟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能写出那么好的诗句，成为一个风格特异、意蕴深邃的文人。无论是为文还是为政，他都算得上一个大有成就的历史奇人。干练与恪守成为他的短板，也成为他的特质，使他走向自己的成功和卓尔不群。比起喜好热闹、顽皮多趣而又极愿享受物质的苏东坡来说，王安石的日常生活是那样朴素。这个人不修边幅，一件官服可以穿十几年，对吃的东西从不挑剔。有人曾发现：他坐在饭桌旁，哪个菜离他近，他就只吃这一个菜。他当年贵为宰相，接待亲戚却未曾大摆筵席，记载中饭桌上只有一小碟肉和几块胡饼，还有一壶酒。被招待者不高兴，喝了几杯酒，把饼掰开，吃掉中间的瓤，剩余的就扔在桌上。王安石二话没说，把扔下的部分拿过来吃掉了。这个细节包含的东西太多了，虽然是一个局部场景，但通观一事，即可以作为他的行为风范去看待了。他去世后留下的遗产极少，其夫人不得不靠亲戚的帮助才得以维系生活。王安石一生不近女色，这与苏东坡也大为不同。苏东坡对异性的美是敏感的、热情的，甚至也不乏贪婪，这是他生活中的重要色彩之一。对于世间的斑斓颜色，苏东坡全都是着迷的、沉浸的，从自然到人生，常处于一种饱览和探究的状态，并作为一种性格特征被固定和确认下来。王安石和妻子吴氏相守一生，妻子出于当时的习俗曾给他买来一妾，当这女子前去伺候王安石的时候，王安石却不无惊讶地问对方是谁？当他知道女子是因欠官债而被迫卖身时，不仅没有收她为妾，还送了一笔钱帮她还清官债，让她离去。他的独生儿子患了精神病，犯病的时候就要打妻子，王安石非常着急，竟说服儿媳和儿子离婚改嫁他人，足可见出理性与仁心。比起苏东坡，王安石在许多方面实在更接近于一个现代人。王苏之分合知恨王安石和苏东坡都是世上的大才大用之人，可惜由于酷烈的党争，使他们愈行愈远，直到很久以后才有一次会合交集。也就是那时，他们有机会做出相互钦佩之表达。那是王安石告老金陵的时候，他遇到苏东坡，竟然劝说对方做自己的邻居，从中可以看出对苏的喜欢和钦敬。此刻，对一个小自己许多的后辈，王安石表现出那么多的慈爱、同情和怜惜。而苏东坡当不会忘记在最危难的“乌台诗案”中，那么多险恶的政敌想置自己于死地，也正是这个辞去宰相之位回到民间的王安石挺身保护，对皇上大声疾呼：“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苏东坡当然会深深地记取，后来对老宰相的一片盛赞大概也与此有关。在当年，尽管他们作为政敌互相对峙，但静下心来，王安石尚能这样评价苏东坡：“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不过他也曾对皇上宋神宗说：苏轼这个人才能是很高的，但所掌握的学问不正，遵循的道路也有问题，所以应该罢黜。说过之后可能又有不安，对皇帝补充说：苏东坡这个人不使之历经困窘，是不能让他改悔的，不断了他的一些狂妄念想，以后陛下是没法使用的。对王安石来讲，他这样做既出于施政的必要，即排除一切阻力，同时又似乎说出了一些实情。他们两个人都是一世之大儒，可是王安石锐意改革，已经脱儒为法，成为北宋时期以至于后来被不断肯定的法家人物。所有的法家都是一些坚锐进取、大刀阔斧的开拓式人物，无论初衷如何，最终还是要背离儒家“仁”之要义。比如王安石，竟然昏聩到异常钦佩商鞅之厉行变法，就显出了极端化的倾向，也透露出一个实用主义者强词夺理、未能辩证看待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至大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