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七年三月,萨尔浒之战落下帷幕,辽东经略杨镐统帅的四路明军三路全军覆没,整个辽东一片风声鹤唳。
《明季北略》中对此做出了详细记载:河东士民谓辽必亡,纷纷夺门而逃也;文武官谓辽必亡,各私备马为走计也;河西谓辽必亡,且留自备而不肯转晌也;通国谓辽必亡,不欲发军器火药而恐再有寇资也;大小各衙门谓辽必亡,恐敌遂至京师而昼夜搬家眷以移也。
更加严重的是,残存的辽东明军中仅有驻守虎皮驿的李如桢部盔甲、战马、火器齐备,沈阳、辽阳明军居然“皆赤身徒步之士,又零星杂乱无所统一……然无甲无火器”。
危局之下,明神宗想起了熊廷弼。
熊廷弼曾于万历三十六年巡按辽东,三年任期内,他“杜馈遗,核军实,按劾将吏,不事姑息”,使辽东“风纪大振”,制定“实内固外,以夷制夷”之策,使努尔哈赤三年不敢轻举妄动。
明神宗此番想起熊廷弼,其实是对他寄予了挽救辽东危局的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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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七年六月,明神宗擢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接替杨镐出任辽东经略。
熊廷弼果真不负厚望,一到辽东,便不顾疾病之躯,亲赴抚顺、辽阳等地考察,为挽救辽东危局做准备。
接下来的一年中,熊廷弼多管齐下,使得大明在辽东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针对文官大多不习兵事、文官节制武将影响明军战斗力的情况,熊廷弼上疏明神宗请求给予武将一定的战场自主权。
针对“辽人守辽土”不仅无助于辽东防务,反而催生出大小军阀的情况,熊廷弼上疏明神宗请求征调各地精锐明军驻守辽东。
针对萨尔浒之战明军惨败后,辽东人心不稳的情况,熊廷弼亲赴辽东各个重镇巡视,安定人心。
针对辽东残军及各地援辽士卒缺乏武器、盔甲、被装的情况,熊廷弼上疏明神宗请求迅速向辽东调拨物资。
针对武将畏敌、贪占军屯田、克扣士卒粮饷等影响军心的情况,熊廷弼将逃将刘遇节和王文鼎、克扣士卒粮饷的游击将军陈伦三人斩于辽阳城外,稳定了军心、提振了士气。
针对李如祯等辽东将领锐气尽失的情况,熊廷弼提拔、重用了祁秉忠、柴国柱、刘渠、李怀信等一大批优秀将领,使得辽东明军战斗力有了较大提升。
至万历四十八年五月,在明神宗支持下苦心孤诣的熊廷弼,终于成功挽救了辽东危局,大明在辽东呈现出了将领求战心切、士卒士气高昂的良好局面。
眼看辽东在熊廷弼治下一天天好转,努尔哈赤坐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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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八年六月,努尔哈赤率三万八旗军出抚顺关经浑河进犯沈阳,熊廷弼率总兵贺世贤、柴国柱将其击败。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努尔哈赤派八旗军进犯蒲河,熊廷弼率周世禄等将领前去增援,八旗军战败后退往沈阳附近的灰山,熊廷弼督军围攻两日,八旗军经石牌山塔儿峪败逃。
既能挽救辽东危局,又能两败努尔哈赤,熊廷弼充分展现出了自己的统帅之才,那么问题随之而来:熊廷弼为何做不了萨尔浒之战的明军统帅?
要解答这个问题,得从熊廷弼巡按辽东讲起。
万历三十四年,在沈一贯举荐下二度出任辽东总兵的李成梁,鉴于辽东明军在两次东征中损失惨重、宦官高淮在辽东引起的混乱等不利因素,决定放弃曾经倾注了自己大量心血的宽甸六堡。
从表面上来看,李成梁放弃宽甸六堡似乎是迫于诸多不利因素的无奈选择,但要结合齐楚浙三党与东林党之争来看,李成梁的无奈之下却包藏着私心。
举荐李成梁二度出任辽东总兵的沈一贯,既是内阁首辅、又是浙党首领,因此,李成梁自然会被划入齐楚浙三党阵营。
万历三十四年,齐楚浙三党和东林党围绕乙巳京察的博弈已经白热化,李成梁为避免殃及池鱼,必须在辽东剔除一些潜在的危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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