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歌赋|殁后振芳尘：魏征家族的沉浮( 二 ) 诸子百家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魏征病重将卒。按照当时的礼制，人死后要停灵于家内寝堂上。然而魏征一生清俭，虽身居高位，却居第简陋，家内竟无正寝。当时，太宗正要在宫内营造一座小殿，听说魏家没有寝堂，就下令用自己营造小殿的木料给魏征建了寝堂。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正月，魏征病逝，太宗亲临恸哭，废朝五日，本想以最高礼遇安葬魏征，但魏征妻裴氏以魏征遗愿婉拒，最后丧事从简。太宗亲自为魏征神道碑撰写碑文并书丹，代表了官方层面对于魏征一生功绩的盖棺定论。出殡之日，太宗登苑西楼，临路哭祭，太子奉诏致祭，百官送出郊外。这可看作是君臣相得的最后一幕了。
魏征身后的落寞
魏征卒后，唐太宗以镜子来比喻他的作用，这早已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典故了。然而，如果就此认为魏征的历史地位铁板钉钉，那就与事实不符了。
魏征去世的贞观十七年，正是太子李承干与魏王李泰为皇位争得不可开交之时，李承干后因谋反案获罪，属于太子集团的杜正伦被流放，侯君集被杀，这两人都是魏征推荐的，当时就有人跳出来说，魏征结党，这触动了太宗敏感的神经，他对魏征的信任因此受到强烈冲击。之前，太宗将女儿衡山公主下嫁魏征嫡子魏叔玉，适逢魏征去世，婚事不得不延缓，但此时情势已经逆转，就在魏征卒后六个月，太宗不但手诏废除了联姻，还下令将魏征神道碑仆倒。如前所述，神道碑是官方对于大臣一生功绩的盖棺定论，魏征神道碑由太宗亲自撰文并书丹，碑石刻完后，停于宫城北门，当时长安的公卿士庶纷纷前往临摹观看，每日都有数千人，可以想见当时此碑之被推崇及碑文流行之广。
太宗这一次仆碑，既是对魏征的否定，也无异于自我否定，这表明君臣相知的神话已然破灭。贞观十八年十月至十九年九月，太宗发动了对高丽的战争，结果无功而返。当他途经昭陵，遥望魏征墓时，追思起魏征的犯颜直谏，感慨如果魏征还在，必定会劝阻这次辽东之役的。于是太宗慰劳魏征妻儿，派人祭奠魏征墓，把之前仆倒的神道碑重新立起来。不过，我们在今天的史料中已经看不到魏征神道碑文的只言片语，碑依旧躺在昭陵魏征墓前，但碑上的文字早就磨泐得无法辨识了，这不得不让我们对太宗与魏征君臣关系的修复产生怀疑。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太宗薨，九月二十四日的敕书中指定的配享功臣名单里没有魏征，这是耐人寻味的。在传统观念里，大臣死后能否得以配享先帝太庙，这是判定此人生前功绩及与先帝关系的最重要风向标，魏征不在其列，说明太宗对于魏征的心结并未完全打开。
到了唐中宗神龙二年（公元706年）闰二月十五日的敕书中，才规定魏征配享太宗庙。当时，中宗刚刚复唐不久，需要一些拨乱反正的措施来收揽人心，对前代功臣的尊崇是重要举措之一，魏征正好赶上了这个契机。
至唐玄宗开元中，魏家寝堂遭受火灾，魏征子孙哭三日，玄宗特令百官赴吊。此举未有先例，自然不同寻常。神龙反正以后，中宗、睿宗下敕要“一依贞观故事” ，但政治上的混乱局面仍然在继续，不少大臣也援引“贞观故事”批评时政，可见“贞观故事”对于朝野来说都具有很大的号召力，也成为共享的一种资源。玄宗即位之初，也制定了“依贞观故事”的基本方针，他同样需要切实的措施来落实这一政策，而非仅仅停留在敕书文字上。如上所述，魏家寝堂是太宗用宫中殿材特为魏征修建的，属于特殊恩典，它绝不仅仅只是一座寝堂，更是一座贞观时代君臣关系的“纪念碑” 。所以玄宗令百官赴吊，意在昭示天下自己追慕太宗、尊崇功臣，复贞观故事的决心。不过，此举带来的效应可能只是一种象征意义，位于长安皇城东面永兴坊的魏征宅因此短暂地博得了世人的眼球，很快便又沉寂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