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潘洪钢：清政府对流行疾疫的应对( 二 ) 康熙|乾隆

其三，关注军队疫情，有时也会由中央直接采取措施进行防治，并赏恤因疫而亡的将士。
军队是国家统治的柱石，而战争环境残酷，在旧时医疗条件下，战争双方极力征战，也极易引发疾疫。有的时候，朝廷也会直接派出医务人员赴军中控制疫情。康熙二十年八月谕， “闻云南官兵疾疫甚多，彼地苦无良医，其令太医院医官胡养龙、王元佐驰驿前往调治” 。有时军方将领甚至也会直接向皇帝开口讨取药物，以保证军队的战斗力。乾隆五年，带兵进剿湖南城步少数民族地区的将领直接向乾隆帝讨取药物， “再乾隆元年贵州古州之役，皇上赏赐官兵平安丸，治山岚时气甚效。今适当暑月，恐有时疫。仰恳赏赐，以备不虞” 。对于军中因疫而亡的官兵，中央政府允许按照阵亡条件予以赏恤， “其有因瘴身故者，均着奏闻，照阵亡例交部赏恤” 。
其四，最重要的一点是，疫情发生后，清廷一般会责成当地官员施药救治并开展赈济。灾疫通常并行，大灾必有大疫，因而清廷对疾疫的关注与救治往往与救灾并行。
救治条件较好的是京师及京畿地区，由朝廷指派京师官员及相关机构救治，有时也会由清廷直接指派太医院等机构配合治疫事宜。康熙十九年，京畿大饥，灾民聚集京师地区，廷议“其饥民内有患病者，应令太医院及五城医生诊视、遣员管理” 。在灾情持续的情况下， “命五城粥厂再展三月，遣太医官三十员分治饥民疾疫” 。（赵尔巽《清史稿》卷6《圣祖本纪一》）京畿地方发生疾疫，以京师为中心并由步军统领衙门及顺天府等机构处置相关事宜，也成为传统。如道光元年(1821) ， “京城内外时疫传染，贫民不能自备药剂，多有仓猝病毙者。”“着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慎选良方，修和药饵，分局施散，广为救治。”有时候救治款项甚至会由内务府拨出， “以时疫流行，发广储司银二千五百两，分给五城，为制备药料棺槥（huì ，小棺材）之用” 。这相当于从内廷或者说从皇帝的口袋里开支治疫经费。京师重地，天子脚下，步军统领衙门和顺天府为首，加上京城本身较好的医疗条件，有时甚至有太医院的支持，其应对疾疫的能力确实远胜于地方。
在地方则由当地官员直接负责救治与赈济。康熙十八年初， “河南巡抚董国兴疏言，陈留等二十一州县，灾疫并行，请发州县存贮米粟赈救。得旨，着先差往汝阳等处赈济官员，会同该抚，速行设法赈济” 。救治疾疫，系地方官员基本职责，一旦地方上发生疫情，朝廷都会查问地方官员的救治措施与效果。地方官员捐资不足，动用官帑也成为一种常态。道光七年， “浙江疫疠，制备丸药，两年内约用银五千余两，刊刷救急方五万余部，约用银四千余两”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
疾疫流行往往与水旱灾荒并行，因疫而蠲免也成为清代应对疫情的重要内容。康熙七年， “以甘肃宁州、安化等五州县及庆阳卫，康熙六年分，民遭疾疫，将丁银豁除，并免地亩赋额一年” 。乾隆六年谕，福建闽县侯官等地， “乾隆三年、五年，该地方又值歉收疫气，民力输纳维艰，是以悬欠至今未楚，朕心轸念。着将此项银谷全行豁免。俾闾阎无追呼之忧，得以肆力于春耕” 。
地方上参与治疫的士绅人等，也往往受到朝廷表彰。雍正十一年，江南沿海地方水灾并有时疫， “绅衿等复捐施方药，资助米粮。似此拯灾扶困之心，不愧古人任恤之谊。风俗淳厚，甚属可嘉。着该督抚宣旨褒奖。将捐助多者，照例具题议叙；少者给与匾额，登记档册，免其差徭，并造册报部” 。（《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实心治疫的地方官员也往往赢得好官声，而以医术闻名者亦复不少。福建长乐人陈念祖，乾隆末举人，多有医书著述， “嘉庆中，官直隶威县知县，有贤声。值水灾，大疫，亲施方药，活人无算。晚归田，以医学教授，门弟子甚众，著书凡十余种，并行世” 。是即所谓青史留名者，与清廷依赖地方政府治疫的政策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