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范仲淹,他的《岳阳楼记》耳熟能详,其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千古佳句。这句话表现了范仲淹虽居庙堂之远,却仍有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在他主持庆历新政失败后被外放出京时写的。这场庆历新政是范仲淹的官场生涯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范仲淹为人耿直,不畏强权,虽满腹才华,却难容于朝廷。因此在京城为官的时间并不长,反倒是大多数时间都在地方上为官,这使得范仲淹经常接触到最底层的百姓。见过百姓的困苦,范仲淹兴起了改革大宋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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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
在宋朝,有多年地方官经历、知道百姓生活艰辛却又明白大宋积患已久的名臣多的是,包括苏轼、司马光等,但立志要改革的却只有范仲淹、王安石等寥寥数人。为什么范仲淹、王安石会想到要通过变法来让大宋走向强大呢?
1.知道大宋的弊病所在,并有独特的见解。范仲淹、王安石都有多年在地方为官的经历,这使得他们深切地了解到宋朝这个庞大的王朝的运作体系,也知道宋朝存在的“冗员、冗兵、冗费”问题,如果能够解决三冗问题,宋朝肯定会走向繁荣富强。长期的地方官生涯,为范仲淹、王安石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也形成他们独特的见解。不管是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还是王安石的变法,都是经过长期的思考形成一套相对完善的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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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强大的责任心。范仲淹、王安石在为官之时都是非常的爱民,看到百姓生活困苦,地主阶段和官绅阶段却过着糜烂的生活,这种贫富差距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例如王安石素来就有“发富民之藏以救贫民”的思维。范仲淹、王安石都深切地感受到自己身上的责任,都希望改变这种现状,让百姓富足,让大宋富强。
3.有创新的能力和魄力。主持变法肯定会触犯既得利益集团,这是毋庸置疑的。不管是庆历新政还是王安石变法都会触犯旧势力的利益,改革越深,反对的力量就越大,没有魄力肯定无法推动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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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雕像
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虽最终以失败告终,不过,若论影响,王安石变法的影响要远远超过了庆历新政。范仲淹因为理想组建的变法派仅有韩琦、富弼等数人,当这些人被罢免出京时,庆历新政即宣告失败。几年之后,这些人变法派的人物虽然得以还朝,但却理想不再。王安石变法得到宋神宗的支持,他培养了一批和他有同样见解的改革派接班人,即便他离开朝廷,甚至去世,他的变法仍在朝廷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实施。只可惜,那时变法已经走偏了方向,变成了党争的工具。
王安石把自己的儿子王雱也培养成了变法的中坚人物。王安石就这么一个儿子,为官期间也是把儿子带在身边,长期耳濡目染之下,王雱也追随王安石的理念,支持变法,甚至对变法更为激进。一次王安石与理学家程颢谈论变法遭到韩琦和富弼的反对,王雱竟说:“把韩琦、富弼的头砍了,新法就可实行了。”王安石听到这话都吓一跳。由于王雱激进的思想,使得他在追随父亲变法的过程中出现迷失,深陷于变法派内部斗争之中,例如他和吕惠卿之间的矛盾非常严重。另外,王雱在精神状态上也出现一些问题。后来,王雱早逝,使得王安石心灰意冷,无意再主持变法,于是自请离开朝堂。王安石的离开,也给当时的变法蒙上阴影,变法开始走偏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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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雕像
与王安石不同,范仲淹却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了保守派。范仲淹一共有4个儿子,且个个有所作为,尤其以次子范纯仁更是出色,曾官拜宰相。事实上,范仲淹四个儿子中只有范纯仁能够达到参与变法的高度,然而范纯仁在政见上与司马光相似,是个保守派,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王安石变法不久,范纯仁就上书宋神宗,抨击变法。宋哲宗继位后,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陆续回朝,范纯仁也参与打击实施变法的新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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