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康熙帝为自己设立的一个新的决策核心：南书房( 三 )

不仅如此，康熙朝南书房还参与了一些重要政治事件的策划，像康熙中明珠、余国柱的落职就系康熙帝与高士奇、徐乾学共同策划所为。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十四，《本朝时事》载其事云：
丁卯年(1687)冬，上谒陵。于成龙在路上便对上发政府之私，说官已被明珠、余国柱卖完。上曰；“有何证佐？”曰：“但遣亲信大臣盘各省布政库银，若有不亏空者，便是臣诳言。”是时，高士奇、徐乾学尚为明、余所掩。上归，值太皇太后丧，不入宫，时访问于高，高亦尽言其状。上曰：“何无人参？”曰：“谁不怕死？”上曰：“有我，若等势重于四辅臣乎？我欲去之则竟去之，有何怕？”曰：“皇上作主，有何不可者。”高谋之徐，徐遂草疏，令郭华野上之。刘楷、陈世安亦有疏，三稿皆先呈皇上，请皇上改定。上曰：“即此便好” 。次日遂上。
可见，明珠之落职，实际上是康熙帝和其南书房亲信精心策划的一场政治阴谋，它反映出南书房在康熙朝权力斗争中的关键地位。
南书房翰林中，获康熙帝宠信者权力甚重。像徐乾学“权势奔走天下” ，主持风气，操纵选举， “以是游其门者，无不得科第”(赵翼：《簷曝杂记》卷二，《徐健庵》) 。高士奇本以寒素起家，因入直南书房， “地既亲切，权势日益崇” ，声势赫奕， “每归第，则九卿肩舆伺其巷皆满，明公(大学士明珠)亦在焉” ，进而呼朋引类，自立门户，招权揽事，夤缘受贿， “馈至成千累万，即不属党护者，亦有常例，名之曰‘平安钱’”(《清史列传》卷十，《高士奇》) 。至于久值南书房的张英， “在密勿论思之地，昼日三接，夕漏不休。造膝之谋，同列不闻；伏蒲之语，外庭不知。推贤与能，庆流朝著；横经讲艺，择及民生；弥历岁年，延登受策” ，对朝廷用人行政发挥着重要影响(陈廷敬：《午亭文编》卷三十七，《存诚堂集序》) 。正因为南书房系清廷要害部门，故入直者颇为时人侧目， “当代荣之” 。(《啸亭续录》卷一，《南书房》) 。
附带提一句，南书房翰林中的亲信人物还承担着为皇帝搜集政治情报的特殊使命。像康熙帝第五次南巡时，曾密令在京的王鸿绪：“京中有可闻之事，卿密书奏折，与请安封内奏闻，不可令人知道。倘有泻漏，甚有关系。小心！小心！”(参见《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册，第277~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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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康熙朝南书房仍是一个非制度化的决策机构，在制度上，它不过是外朝词臣在内廷的值班房，并未列入政府或内院的正式编制，其决策行为也不是正规的，并不符合当时清朝正式的制度与规范，故南书房翰林所拥有之权力往往颇遭时忌，许多不知康熙帝设立南书房真实动机的大臣将高士奇等人拥有的权力视为非法。
像康熙二十九年(1690) ，左都御史郭琇参劾高士奇时就愤怒地说：“皇上因其(高士奇)字学颇工，不拘资格，擢补翰林，令入南书房，不过使之考订文章，原未假之与闻政事。为士奇者，即当竭力奉公，以报君恩于万一。计不出此，而日思结纳谄附大臣，揽事招权以图分肥。”康熙帝当然不会因高士奇等人“与闻政事”而加斥惩，但因其受贿营私已触众怒，故令其“休致回籍”(《清史列传》卷十，《高士奇》) 。
在清初，皇权强化、官僚政治完善的过程，也是非制度化决策机制向制度化方向发展的过程。
康熙中后期，南书房已经显露出制度化的苗头。
这主要表现在：翰林入直制度逐渐完善。像康熙三十三年(1694)定：翰林院侍读学士以下，编检以上，与詹事府詹事以下，中赞以上，每日四人一班，进南书房侍直。康熙四十七年(1708)宣布废止这一制度，但皇帝选亲信入直南书房的做法仍然存在，而且康熙五十三年(1714)又规定：皇帝驻陛畅春园时， “翰林官四人一班，与南书房翰林一处行走，五日一更代” 。直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这一制度才告结束(参见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四八，《翰林院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