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喀则汇聚了西藏山水地貌的精华。这里有雅鲁藏布江、珠峰和一众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山。开车沿着公路转过高山,转过河流,可能不经意间在无人的荒原上,突兀地出现了一座裸露的佛像或者岩画,又很快地隐没于群山之中。苍凉的天地让人遐想人生。鲜衣怒马的摇滚青年格旺,在人生路上遇见了最大的一座佛像,就是对石刻艺术的痴迷。
格旺家的书房是他的圣殿。那里堆满了擦擦(一种通过模具制作的小型泥塑佛像,有的具有香料作用)、石刻拓片、玛尼石刻复制品,空气中有浓郁的藏香气味。还有一些是家传的瓷器,瓷器胎壁极薄,拿起来放在光源下可以透光,外表具有藏文装饰。另外一半空间,用来摞叠关于西藏历史文化和石刻艺术的各种典籍专著。
他整天挎着一部单反相机,一听到哪里有新的石刻,手里有天大的事也要放下,马上赶去拍照。每天回到家里,随身的包中往往会有从民间收集的石刻残片。在拉萨旧城最著名的八廓街,别人坐在馆子里饮茶喝酒,他则成了八廓街文玩市场的常客。平时请教切磋的朋友,是高校和文物研究所的专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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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迷日积月累,同时他也隐隐感到一种不安。西藏有那么多散落的石刻文物未经登记造册加以保护,而下乡寻找调查所费时间短则几天,长则以月计算。怎么保证自己有这许多的时间精力呢。2012年,40岁的格旺决定申请跨行调入日喀则市文物局,这是他遵从内心的选择。同年他进入西藏大学,在斋林·旺多教授门下攻读少数民族历史专业研究生。
现在,格旺可以全职从事石刻文物的调查保护工作了。发现一处石刻后,记录下简要情况,断定大致年代,画出所处位置的路线图,借助GPS仪器记录经纬度。对石刻进行拍摄、测量和拓印,留下痕迹。其中的经验技术,都是格旺一点一滴自学获得的。
格旺在走访仁布县的时候发现一户人家,把一件件精美的石刻砌在院墙里。主人说,“文革”时期为了避免破坏,当时在墙上糊了一层泥,后来才把泥层扒掉,石刻得以重见天日。那些石刻的精美程度,“已经超越了普通的雕刻,那就是艺术品”。格旺当即决定制作拓片。
他将宣纸覆盖在浅浮雕上,喷一些水,但是不能太多,要恰好让宣纸贴伏在石刻上。取一支乒乓球拍,在木柄的一端填上一些海绵,用布裹住,蘸墨,轻轻地在宣纸上拍。格旺学会拓印不久,他感到自己的动作有些笨拙,因此格外小心。
拓印完成,还要就地晾干。此时,等待的焦虑已不再重要,收获瑰宝的愉悦胜过了一切。
测量和拓印要求格旺尽可能地抵近石刻。在岗巴县,格旺发现了一座山体石壁上的石刻,而石刻下方有条水渠流过,水深齐腰。格旺脱下衣物,趟过水渠,站在水里完成了测量。
格旺用传统的钢卷尺测量石刻的高度和宽度。有时,石刻的高度超出了钢卷尺的测量范围,他不得不把车停在岩壁下,爬上车顶进行测量。还有一些时候,格旺让儿子格桑贴着石刻站好,先测量石刻顶端到格桑头顶的距离。他嘱咐格桑不要乱动,再量从格桑头顶到石刻底部的距离,两者相加得出石刻的高度。
他对石刻的追寻不畏雨雪。一次调查寻访,他听人说雪山上传说有石刻,于是上山,一直到海拔6800米的高度时,发现了一个山洞。当他进入山洞时,映入眼帘的是一条条像钟乳石那样悬垂的冰锥子。而他要找的石刻就在这个冰冷而人迹罕至的冰洞中。
不久,格旺撰写了对日喀则石刻文物数量做摸底调查的报告,呈交市文物局领导,得到了首肯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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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同行风餐露宿
格旺的儿子格桑朗加,22岁的青年,他和人交谈时展现出友善和大方,全然没有面对陌生人时的羞怯与封闭,这是成长于富足环境的表现。他谈起许多的兴趣爱好,但不在一件事上停留太久,否则可能会流露出一丝细微的不屑或说是淡漠。以他这个年纪,可以说是见识甚广,经历过大场面,以至于对一般事物全然不会惊奇,始终淡定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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