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王振忠：徽州的“女祠”与“庶母祠”( 四 ) 太监|庶母

对于庶母祭祀的处理，在徽州各地有不同的做法。前引《潭渡女祠记》提及：“溪南吴氏侧室妇，亦别立专祠。”可见，早在乾隆时代，歙西平原一带就已出现了专祀侧室的祠堂。
不过，有关“侧室妇”祠，案例并不多见，而且因书阙有间，迄今学界仍未知其详。数年前，笔者在皖南收集到一份有关兴建庶母祠的合同文约，颇为罕见且珍贵：
立建庶母祠合同文约人邦一股秩下师惟等，邦二股秩下尚楣等，邦四股秩下师寪等。缘我族自原三公以下庶母数十，均未入祠，在当日固严嫡庶之分，后人讵不知之。第思瓜绵椒衍，亦不无甘蔗旁生，族大人多，何代蔑有？揆以孟子“无后为大”之言，则既承其宗祧，俾延血食，而本身没无所归，木本水源之思，不独其子若孙有所不安，亦仁人孝子有所不忍者也。前人屡欲创建庶母祠，或费用不敷，或地基难全，事故中止。今因祠宇重修，人心合一，已能告竣矣。加以庙旁有基地一所，均复输入无词，其有庶母之家乐输若干，共建庶母祠，安妥庶母神主，使今日之已有者可无憾，异日之复有者亦可无虞。且族内有公务，以时聚会而公议之，则是一举而三善备焉。所有凡例列于后，恐久无凭，爰立合同文约十纸，各股分收，永远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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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年建庶母祠合同，王振忠收藏
此份合同订立于同治八年（1869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从契约中提及的人名来看，应是祁门渚口倪氏相关的文书。关于此一祠堂，以往专门研究女祠的学者，曾根据村内现存的碑刻及族谱史料，简单提及倪氏的“庶母祠” ，但因对历史文献的理解偏差，误以为该祠兴建于宣统二年（1910年）以后。此后，这一论述几乎成为定论，即使在最新出版的祠堂研究专著中也仍然沿袭此一说法。
渚口倪氏为祁门大姓，子孙蕃昌，世族昭著。该家族利用徽州山林的资源优势及邻近阊江之水路便利，往来贩买茶叶、木材等，并在江西景德镇从事瓷业经营，握算持筹，颇获厚利。与此同时，家族内部人材辈出，可谓簪缨奕世。在这种背景下，许多人都耽于娶妾纳宠。于是，这份合同就由“原三公”名下的三个房支共同订立，其中提及，原三公之下，有庶母数十人，都因嫡庶之名份而未能入祠祭祀。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三个房支为“邦一股”、“邦二股”和“邦四股” ，按照常理应当还有“邦三股” ，之所以未曾出现这一支，应当是因宗族内部的支派荣枯、房分隆替——或可能是该支早已绝嗣，或可能是该支不甚发达，支下男子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并无经济实力娶妾纳宠，故未能参与订立合同。“瓜绵椒衍”典出《诗·大雅·緜》“绵绵瓜瓞，民之初生” ，意思是像花椒一样密密繁衍,像瓜藤一样蜿蜒缠绵,藉以比喻家族之繁衍昌盛、人丁兴旺。而“甘蔗旁生” ，则用以形容庶出者亦所在多有。接着，合同又引用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言论，为建造庶母祠张本。共立合同者认为，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创建庶母祠天经地义，这是表达孝心的一种行为，符合儒家的伦理规范。
当时，族中的祠堂得以重新修建，其旁正好有一块空地，遂划归祠堂所有。倡议者号召家有庶母者通过捐输，共同创建庶母祠，安放已有的庶母神主牌位，并且为将来所娶之妾提供一处神圣空间。另外，此一庶母祠，还可作为公务聚会商议的场所。上揭的合同接着还发凡起例，批有四点。其中之一规定各个支派下今后娶妾者，要向祠堂交钱3300文，在迎娶当年之内付清。由此可以推测，渚口倪氏家族颇为富庶，娶妾人数亦相当可观。为此，第二点凡例概述了庶母祠置办田产的情况——由此一产业中拨出大租17秤8斤12两，交给每年主持祠堂祭祖的“年首”支配，年首在每次祭祀时，较之前加办两桌酒席，迎请庶母神主进入正祠，共同配享致祭。除了田产之外，邦一股、邦二股和邦四股还应乐输钱文，捐钱的时间分为三段，一是在每年的腊月，二是在翌年的三月，三是在五月付清，不得拖欠，以备公用——此乃“凡例”的第三条。而“凡例”的第四条还规定：“庶母祠内神前香灯，公议照依正祠规则，各股派点。”也就是说，庶母祠内神牌前的香灯，也照正祠（男祠）的规矩，由各支派分别点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