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杨绛早年的戏剧创作戏剧|精神

作者：罗银胜（任职于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著有《百年风华：杨绛传》等）
在20世纪40年代抗战时期的上海，作家杨绛尝试话剧创作，一鸣惊人，几部剧作一经演出便受到观众和戏剧界的广泛欢迎。它们虽没有正面表现抗战，却从侧面显示出战争年代普通市民的顽强与乐观。用杨绛自己的话说：“如果说，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那么，这两个喜剧里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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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的杨绛
“一夜之间，我由杨季康变成了杨绛”
抗战期间，上海“孤岛”生活的艰辛，可以用杨绛在她的回忆录《我们仨》里的一段记叙来印证：“我们沦陷上海，最艰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变之后，抗日胜利之前……只说柴和米，就大非易事。日本人分配给市民吃的面粉是黑的，筛去杂质，还是麸皮居半；分配的米，只是粞，中间还杂有白的、黄的、黑的沙子。黑沙子还容易挑出来，黄白沙子，杂在粞里，只好用镊子挑拣。听到沿街有卖米的，不论多贵，也得赶紧买。当时上海流行的歌：‘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从它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随就接上一句叫卖声：‘大米要吗？’（读若‘杜米要伐？’）大米不嫌多。因为吃粞不能过活。但大米不能生吃，而煤厂总推没货。好容易有煤球了，要求送三百斤，只肯送二百斤。我们的竹篦子煤筐里也只能盛二百斤。有时煤球里掺和的泥太多，烧不着；有时煤球里掺和的煤灰多，太松，一着就过。如有卖木柴的，卖钢炭的，都不能错过。有一次煤厂送了三百斤煤末子，我视为至宝。煤末子是纯煤，比煤球占地少，掺上煤灰，可以自制相当四五百斤煤球的煤饼子。煤炉得搪得腰身细细的，省煤。烧木柴得自制‘行灶’ ，还得把粗大的木柴劈细，敲断。烧炭另有炭炉。煤油和煤油炉也是必备的东西。各种燃料对付着使用。我在小学代课，我写剧本，都是为了柴和米。”物质生活的困顿，却没有影响到杨绛与她的丈夫钱锺书一家人乐观的情绪。
戏剧，特别是话剧，是当时人们所喜闻乐见的一种文艺样式，是市民生活不可或缺的文化消费。同时，上海地下党把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的重心放在戏剧工作上，组织了专业性的职业剧团，开展业余戏剧运动。仅1942年上海就有剧团20个，演出剧目89个；1943年先后出现的剧团有几十个之多，剧场20多家，演员达200余人，演出剧目近50个。
当时文艺界、戏剧界的著名人士黄佐临夫妇和柯灵、李健吾、陈麟瑞等人先后主持了“上海职业剧团”“苦干剧团”等。通过陈麟瑞、李健吾二位的介绍，黄佐临夫妇、柯灵夫妇走进了杨绛的家里。那时，上海职业剧团已开张了一段时间，他们正在四处物色好的剧本。而在当时，写剧本的为数不多， “但一枝独秀，引起广泛注意的是杨绛。她的《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是喜剧的双璧，中国话剧库中有数的好作品”（柯灵：《衣带渐宽终不悔：上海沦陷期间戏剧文学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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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戏剧作品《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书封
1942年冬日的一天晚上，陈麟瑞请钱锺书、杨绛夫妇一起上馆子吃烤羊肉，李健吾也出席在座。大家围着一大盆柴火，拿着二尺多的筷子，从火舌里抢出羊肉夹干烧饼吃。据陈麟瑞说这是蒙古人的吃法，杨绛马上想起了李健吾剧作《云彩霞》里的蒙古王子与陈麟瑞（石华父）作品《晚宴》里的蒙古王爷。这两部剧作，当年上演时上座率很高。因为两部剧作中都有蒙古王子或王爷出现，杨绛便把剧中蒙古人吃烤羊肉与现实生活自然联系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