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字画|《清明上河图》可以有更多读法( 二 )


再如 , 作者通过《宋代汴河船》《宋史》等史料分析 , 画面中停靠在柳荫下的两艘“舱位低、船舱呈圆弧形”的木船 , 是活跃在汴河上的漕船 , 并认为这种船是宋代“专门用来在内河和运河上运送漕粮和官需物资的船只 , 它的形式与后世明清时期的漕运船只有很大的不同” 。前者是针对既定水域来“量身定做”的船只 , 而后者可以在不同水域中行驶 。又通过河道上只有两艘漕船来断定 , 这是私家的漕运船只 , 而不是编纲而行的官船 。同时 , 作者还注意到了“漕船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小点 , 它们是固定船舷板的铁钉” 。通过这个细节 , 以相关文献为依据 , 考证了宋代造船业和冶铁业的发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
《清明上河图》具有较高的史考价值 , 尤其对于后世风俗画的创作具有指导意义 。正因为此 , 一些研究者往往把其当做《东京梦华录》《汴都赋》等文学作品的最佳图解 , 反过来 , 他们也常以《东京梦华录》作为《清明上河图》的文本诠释 , 以史证图、图史互证 。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 集中研究宋代历史、经济史、民俗史及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 , 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和符号学理论出发 , 对《清明上河图》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分析和解读 , 虽然有些观点有待商榷 , 但仍不失为“一家之言” 。
作者设定了一个大胆的结论:《清明上河图》的时间发生在王得臣和孟元老所记载的时间端的某个过程当中 。他指出:“全图中共有马匹二十一匹 。对照王得臣的笔记来看 , 途中虽然还有七个人骑驴 , 但骑马的人数却是骑驴的三倍 。”而这正指向当时社会的一个事实:政府颁布和实施“保马法” , 鼓励民间养马 , 以备战时征用 。“保马法”的实施一方面解决政府单方面养马所耗费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另一方面老百姓通过领养马匹 , 既可以免除一定的赋税 , 又能发挥马匹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 可谓一举两得 。
不管是图像证史还是以史释图 , 还需结合诸如考古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政治经济学、符号学、文学 , 乃至心理学等学科成果 , 进一步深入研究 , 毕竟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千多年 , 我们无法感受和经验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态 , 而更多时候是借助于史料 , 通过演绎、推断乃至想象的方法来建立相应的学说(假设) 。
就像作者在阐释虹桥上下的“冲突”时说的:不管是桥上骑马队伍与坐轿队伍的相遇 , 还是河道上船只与虹桥的近距离“接触” , 都不是如以往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是社会矛盾或冲突的隐喻 , 而不过是热闹的“桥市”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插曲罢了 。“在北宋当时的语境之中 , 图像的观看者一定是十分熟悉这种现象 , 并明白画家的用意 , 而我们今天的观看者则只能做这种猜测了 。”
叙事与抒情的诗性描述
如果把《清明上河图》看作是一首诗的话 , 那它就是一首历史叙事诗 , 它通过图像叙事的方式 , 概括了北宋都城汴京及近郊的社会之繁荣生活 。作者张择端曾担任翰林待诏 , 作为宫廷画师 , 他的创作是否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 从而在创作上有美化朝廷的成分呢?我想可能是会有的 , 毕竟艺术源于生活而“美”于生活 。但是 , 作为一名根植于现实生活创作的画师 , 我认为张择端也不会罔顾事实 , 随意篡改其所见所闻所识 , 毕竟在他生活的时代 , 社会升平 , 人民生活还是比较富裕的 , 特别是都城汴京 , 水陆交通发达 , 商业经济居全国首位 。
相应于《清明上河图》的叙事效果 , 《遮蔽的真实》一书既是学术研究著作 , 但又不落学术研究之窠臼 , 而是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 , 采取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表达方式 , 对《清明上河图》进行了扫描式的解读 。难得的是 , 作者亲自临写了一遍《清明上河图》 , 以每一段图配以一段文字或每一段文字证以一段图的方式 , 进行图文互证 , 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读者阅读与观看的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