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无量子详解《贞观政要》：论择官( 三 ) 名著典籍|诸子百家

国家思欲进忠良，退不肖，十有余载矣，徒闻其语，不见其人，何哉？盖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则出乎公道，行之非，则涉乎邪径。是非相乱，好恶相攻。所爱虽有罪，不及于刑；所恶虽无辜，不免于罚。此所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恶弃大善，或以小过忘大功。此所谓君之赏不可以无功求，君之罚不可以有罪免者也。赏不以劝善，罚不以惩恶，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则邪正莫隐，善恶自分。然后取其实，不尚其华，处其厚，不居其薄，则不言而化，期月而可知矣。若徒爱美锦，而不为民择官，有至公之言，无至公之实，爱而不知其恶，憎而遂忘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远忠良，则虽夙夜不怠，劳神苦思，将求至理，不可得也。
书奏，甚嘉纳之。
贞观二十一年，太宗在翠微宫，授司农卿李纬户部尚书。房玄龄是时留守京城。会有自京师来者，太宗问曰：“玄龄闻李纬拜尚书，如何？”对曰：“但云‘李纬大好髭须’ ，更无他语。”由是改授洛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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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审慎。要根据一个人能力的大小授予官职，务必精减官员人数。所以《尚书》说：‘只选取贤良和有才能的人做官。’同时《尚书》还说：‘官员不在多，在于用人得当。’如果任用了好官，尽管人数不多也可以让天下得到治理；用了不好的官，人数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古人说不根据才能选择官员，就像在地上画饼不能充饥一样。《诗经》有句话：‘参谋的人如果多了，决策的时候反而不知所从。’孔子说：‘官员不处理政务，官吏怎么会得到精简呢？’孔子还说：‘一千只羊的皮，不如一只狐狸的毛。’这些至理名言都载入史册，数不胜数。现在应当审查官吏，让他们都能够发挥各自的作用，那么国家就可以无为而治了。你应该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确定官员的人数。”房玄龄等人于是拟定出文武官员共六百四十人，唐太宗接受了这个数额，并对房玄龄说：“从今以后，如果谁有音乐、杂艺等一技之长，超过一般人的，只可以赏赐给他们钱财丝帛，一定不可奖赏过度，授予他们官职。从而让他们和朝廷的栋梁之才并肩而站，同桌而食，致使绅士、大夫引以为耻。”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身为仆射，应当帮助我排忧解难，广开耳目，求访贤能之人。听说你们每天要处理几百件诉讼，这样整天阅读公文都来不及，怎么能够帮助我寻访贤才呢？”于是唐太宗下令尚书省把细碎的事情交给左右丞处理，只有冤案被延误应该奏请皇上这样的大事，才交给仆射处理。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我每天夜里总想着民间的事情，有时到半夜还睡不着，就是担心都督、刺史能否安抚百姓。所以在屏风上记下他们的姓名，坐着躺下都可看看，他们在任上如果做了好事，也都记在他们的名下。我住在深宫之中，看不到也听不到远处，所依靠的就是都督、刺史。这些地方长官实在是关系到国家的太平和动乱，特别需要选择得力的人。”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右仆射封德彝说：“天下太平的根本，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近来我让你向我推荐人才，却不见你有所行动。天下的事情如此繁重，你应当为我分担忧虑，你不向我推荐贤才，那我又能向谁询问呢？”封德彝回答说：“下臣虽然不才，怎么敢不尽心尽力呢？只是现在我还没有发现出类拔萃的俊杰。”唐太宗说：“过去圣明的君主很善于使用人才，从众多的人才中选拔杰出者加以重用，不一味地依靠前朝的遗老遗少。哪里像商代的国君武丁在梦中见到了他以后的丞相傅说，周文王占卜找到了将要辅佐他的姜太公，然后才开始治理国家呢？况且哪一个朝代没有贤才，恐怕是被遗漏不被发现罢了。”封德彝听后，惭愧地退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