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闱逸事|信王选妃不只选了周氏，还有另外两女一同入侍朱由检于潜邸( 二 ) 五代十国|康熙

有人提出《明史》是清朝所修纂，清朝曾为明朝的死对头，后又取而代之，对明朝极尽贬低丑化之能事，篡改的面目全非。因此，《明史》足不可信，尤其是有关明末的记载，更是不能采信。的确，《明史》存在很大问题，其可信度不高。但是，参与《明史》修纂的大多是明末东林党人。所以，《明史》也是他们的史观，以东林党人的利益至上，选取哪些史料文献，他们有很大话语权，对他们不利的自然是能不记载就不记载，实在回避不了的，也尽量推卸到别人头上，大搞张冠李戴、偷梁换柱、颠三倒四之举，这在《明史》很常见。比如， “岁元日，寒甚，田妃来朝， ……而袁贵妃之朝也， ……田妃闻而大恨，向帝泣。”此时应为崇祯十三年（1640），而田氏已经是贵妃，袁氏只不过是淑妃（崇祯十四年春，田氏晋升皇贵妃，袁氏晋升贵妃），这里却故意将袁氏身份拔高、贬低田氏，以达到混肴视听的不可告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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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氏先封为礼妃，后晋升贵妃、皇贵妃
毛奇龄的《胜朝彤史拾遗记》中，有跟《明史·后妃》里一致的记载。毛奇龄倾向东林党人，康熙十八年（1679）充明史馆纂修官，不知道是《明史》抄他的，还是他在编纂时，掌握了很多史料，将他认为“靠谱”的编成一册，记录在《胜朝彤史拾遗记》。他在《胜朝彤史拾遗记》中， “周后之选，昭妃赞成之，以是也。”更加强调了周氏选上信王妃得益于刘昭妃的力挺。
另一名参与修纂《明史》的汪楫，跟东林党人士交往密切，他能够由一个小小的淮安赣榆县教谕，在两年后，也就是康熙十八年（1679）授翰林院检讨，纂修明史，离不开朝中东林党人的提携。他编著了一部记载明崇祯朝史事的编年体史书，即《崇祯长编》。《崇祯长编》记载：“崇祯元年二月，乙未，敕谕天下朝觐官命选两宫于诸王馆。” ，又“崇祯元年四月，册礼妃田氏、淑妃袁氏，遣伯张庆臻、刘天锡持节，大学士李国木普（该字为左边木字旁，右边为普）、来宗道各行礼。”
同是一起入召修纂《明史》，跟东林党人关系又密切，毛奇龄和汪楫两人的观点却针锋相对，相互矛盾。按照《崇祯长编》的说法，倾向于田氏、袁氏是朱由检继位登基后选入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说法并不完全等同于田、袁两人，就是崇祯元年命选东西两宫时入选的，这个容我稍后详说。崇祯元年有旨选妃？官史却找不到一丝痕迹
汪楫所著中说法，从明代金日升所著的《颂天胪笔》可以得到印证。该书记载了毅宗登基后选东西两宫的谕旨“圣谕礼部，朕选东西两宫，尔礼部传行五城，于各该地方访举并及女子十四至十六岁容貌清端、德性贤淑者……”不过，《颂天胪笔》偏向性明显，站在东林党立场上，记录明末党争的重要史料。主要记载明毅宗朱由检关于清除魏忠贤集团所下的谕旨，东林党人这一时期的相关奏折，以及高攀龙、叶向高、赵南星等著名东林人物的事迹。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该圣谕内容是下达礼部的，皇室选婚由礼部主持实行。如《天启实录》记载：“天启五年十一月十二日丁巳，上谕礼部：朕弟信王年已长成，理宜婚配。尔礼部……”正常来讲，《颂天胪笔》记录该内容应注明其来源为礼部接到，而此处却是文书房传出，竟然不是礼部接到！难道皇帝选婚这么大的事情，礼部没有接到旨意？需知文书房是内廷官署，掌收进章奏题本，发下圣旨御批，人员都是太监。莫不成崇祯皇帝选东西两宫还是见不得人的事，都不用礼部主持参与，光靠一群太监偷偷摸摸就搞完了？这开什么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