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他守护莫高窟半个世纪,却成了“千古罪人”( 二 )


 半个世纪|他守护莫高窟半个世纪,却成了“千古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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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一晃七年,对于王圆箓的大声疾呼犹如石沉大海,渺无音信,而王圆箓自己还有一堆头疼的事情没法解决呢。首先就是作为一寺庙住持有责任养活一寺僧众,有义务修缮殿堂,佛像,而且他也是这么做的,他有远大的理想,他要修三重楼,要重建大殿,并且一干就是40年,直到终老。他把文物卖给斯坦因等人,所得钱财全部用于保护洞窟。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中说:“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各级官府对王道士的一片热忱表现冷漠,对他发现的宝藏根本不当回事,着实让王道士心灰意冷并误导了这位文盲道士。无奈之下,王道士心想,既然这批黄纸残绢不能引起官府的重视,也许它们确无多大价值,我何尝不可以用其换回一些银钱来资助洞窟的清理和修缮呢?由此推论,是官方的态度导致王道士可以放心地出售藏经洞的文物。即便如此,王道士还是始终犹豫不决,甚至在一瞬间作出了非常英明的决定。斯坦因写道:“到了第二天晚上,却遗憾地发现满怀疑忌的王道士干了一个通宵,将所有藏卷全部运回密室中去了。”如果就此打住,也许会避免了一场大错,历史也就改写了。可谁知,王道士终究还是败在了“奸诈无比”的斯坦因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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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尽可能消减王道士的担忧,同时也为了留下布施的实物证据,斯坦因付给了王道士4锭马蹄银,安排他在一个废弃的小窟里树了一尊玄奘的塑像。另外斯坦因发现,王道士头脑简单,但信仰却很执著,尽管对佛教知之甚少,但对唐僧却顶礼膜拜。窥探到王道士的内心秘密后,斯坦因通过蒋师爷(斯坦因聘请的汉语翻译蒋孝琬,人称蒋师爷)告诉王道士:古时的唐僧到印度取经,而今,是唐僧让斯先生把这些古代经卷重又取回印度。斯坦因写道:“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王道士听说斯坦因是奉唐僧的在天之灵托付前来东方取经的,于是虔诚地打开了藏经洞的大门,让斯坦因得以进入密室,对大量文献进行翻阅、选择。5月28日日暮时分,被斯坦因选中的全部藏卷终于被运出了藏经洞。历史就这样无情地捉弄了王道士。总结当时的情况,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但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公之于世时,当斯坦因把藏经洞文物公之于世,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世界范围内的轰动之后。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因此,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文物流失严重,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所以,当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圆箓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然而被各个外国考古队运走的文物却经过千山万水一件不缺,并且做了很好的保护与研究,甚至在大英博物馆专门为斯坦因修建了以其名字命名的“斯坦因密室”。这么看来王圆箓虽然没有高瞻远瞩,但是却阴差阳错地成为了这批瑰宝的保护者。而余大师何不做做换位思考,如果您在其时其地又能做出如何的表现呢。敦煌文物的流失不应该把责任归因于任何个人,那是历史对整个中国的嘲讽。也难怪陈寅恪先生要在莫高窟前的一座石碑上奋笔疾书“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地也”了。王道士发现藏经洞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说必然性,是因为他走进洞窟,雇用人员清理洞窟中堆积多年的淤沙,踏踏实实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只有清除淤沙,藏经洞的洞门才能显露出来。说偶然性,是因为王道士当初清除洞窟淤沙,不是为了要发现什么,而是为了保护洞窟,发现藏经洞完全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