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他守护莫高窟半个世纪，却成了“千古罪人” 王圆箓|藏经洞|道士|成了|守护

王圆箓这个斗大字不识一筐的湖北麻城县农民，家乡连年灾荒，辗转流落至甘肃酒泉，后入道修行，被人们称为王道士。光绪十九年的一天，已入不惑之年的王道士在云游敦煌三危山时，发现了莫高圣境。王圆箓感慨万千，急呼“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狂喜之下，忘却了自己的道士身份，长期居留于此，成了一位负责任的佛寺住持，并为此奉献了自己的后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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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余秋雨《文化苦旅》一篇《道士塔》其中讲述了藏经洞文物如何被王圆箓以“换零花钱”的形式低价卖给了国外探险家们的故事，文采犀利飞扬，句句有血泪，字字见赤诚。让人看后热血沸腾，恨不得穿越时空，生啖王道士，才能解了心头之恨。那么一个世纪前藏经洞的故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王圆箓将文物卖给斯坦因时所处的境况，和社会因素又是什么呢，我们来还原一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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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士走进莫高窟的时间大约在1892年左右。当时他已近不惑之年，看到神圣宝窟无人管护，一片残破，受到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使他自觉自愿担当起了“守护神”的重任。他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这一天，王圆箓揭开了藏经洞这个秘密藏经洞文献。王道士的墓志上是这样写的：“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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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士，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随后，汪宗翰将所带经文上呈给了时任甘肃学政的叶炽昌，叶炽昌是个金石大家，看到文献以后颇为震惊随即委托汪宗翰，为他正在编纂的著作《语石》要一些资料，先后得到《大中五年（851年）洪辩告身牒碑》拓片、《宋乾德六年（968年）给水月观音像》、绢本《水陆道场图》、《大般涅盘经》四卷、梵文写经31页等；然后向甘肃藩台建议将所有这些古代文献和文物运到省城兰州保存。然而，敦煌离兰州路途遥远，光运费就要五、六千两银子，此时甘肃刚刚平息拳乱，军费尚且没有着落，况且这些在洞里藏着的“破烂古籍”呢，藩台衙门的回复异常简洁明了：“没有经费”。于是叶炽昌就让汪宗翰责令王道士暂将发现的文物和文献放回洞中封存起来，等候处理。汪宗翰在1904年5月执行了这条命令。在其后的一年，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件大事，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这一年，负责全省考试的叶昌炽去了酒泉，但没有再往西去敦煌。现在看来，叶炽昌是当时最有可能将藏经洞文书留在中国的学者。然而他没有……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也是王圆箓当兵时的老上司廷栋。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此间，王圆箓甚至冒死给老佛爷慈禧写信：“吾同工人用锄挖之，欣然闪出佛洞壹所，内藏古经万卷。”然而刚刚经历了八国联军庚子之乱的京城依然一片狼藉。哪里还有时间理会这么个小人物，乃至于犯上杀头这种事都懒得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