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学到大|世间若有最美的院子，那一定是王世襄的小院( 二 ) 黄苗子|郁风|王世襄|世间|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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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夫妇的这种性情和才能，对于黄苗子郁风来说，实在是难得的好邻居。他们有共同兴趣，譬如王世襄、黄苗子都从事古代美术史研究；譬如，黄苗子在搬到芳嘉园之前，曾非常欣赏明清家具，买过一些有关书籍，还产生过收集的念头；譬如，郁风兴趣广泛，特别偏好民间工艺，如王世襄一样，也是一个“爱玩”的人……他们相互影响，相互补充，也相互激励，在一种文化逐步贬值的年代，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沉浸在文化的魅力之中。黄苗子后来这样评价王世襄：“他是一个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生活和民俗学的人……他做学问爱搞些‘偏门’，人弃我取，从不被注意的角度上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王世襄其人其事》)。黄苗子当年曾写一首七绝赠王世襄：“尤愆如山负藐躬，逡巡书砚岂途穷；临窗灯火君家早，惭愧先生苦用功。”在诗中，黄苗子赞赏王世襄的功力和刻苦。他的另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对这首诗的最好注脚，同时，也表达出他们一家对能够住进芳嘉园并有王世襄夫妇这样的邻居的满足：1958年初，畅安慷慨地让我搬进芳嘉园他家院子的东屋，“接孟氏之芳邻”，确是平生一快。论历代书画著述和参考书，他比我多。论书画著述的钻研，他比我深(他写有一本《中国画论研究》，尚未出版)。论探索学问的广度，他远胜于我。论刻苦用功，他也在我之上。那时我一般早上五点就起来读书写字，但四点多，畅安书房的台灯，就已透出亮光来了(《王世襄其人其事》)。在黄苗子郁风之后，漫画家张光宇一家也搬进这座小院，住进西厢房。张光宇是他们早在三十年代就结识的老朋友。他的到来，使这座小院更加热闹、更加丰富多彩。芳嘉园小院曾有两棵海棠树、一架藤萝、一棵核桃。后来东边海棠因太老而枯死，便锯掉留下桌子高的树桩。有一天，王世襄像推大车轮子那样运回一块约一米直径的青石板，放在树桩上，便成了夏夜朋友们来喝茶围坐的圆桌面。物以类聚，王世襄的这个说法的的确确是对这些文人生活态度与方式的最好概括。黄苗子被定为右派分子后，王世襄这个自认为是个不问政治的书呆子，也被音乐研究所划成右派。同病相怜也好，命运巧合也好，这座芳嘉园小院，因为他们两家和张光宇一家相聚的缘故，从此北京又有了一个文人频繁往来的场所。经常来往于芳嘉园的有聂绀弩、启功、叶浅予、沈从文、张正宇、黄永玉等。他们互相借书，谈文物、谈古文诗词、谈绘画。他们各有其侧重点，又有相同的兴趣，不时的相聚，带给他们满足与温馨。无法更改的性情。难以想象，没有朋友间的相聚，没有文化的切磋，这样一些文人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对于王世襄这种不合时宜的文人来说，“破四旧”真正是场损失惨重的悲剧，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如此。一切都变得不可思议了。人们过去熟悉的一切，人们曾经钟爱的一切，看来都不得不接受新潮流的检验与改造。文化成为蹂躏对象，传统被视为罪恶。芳嘉园小院，顿时乱作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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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率先起来“自我革命”。这位文物专家、收藏家，举目环顾，家里都是多年精心收藏起来的珍贵文物。在这场风暴中，它们无疑都属于应该破除之列的“四旧”，或者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或者反映出主人没落的生活情调。显然，在这样情形下，王世襄非常害怕这些他所珍爱的东西，会在随时可能冲进家中的中学生红卫兵们手中化为灰烬。他主动跑到文物局，请文物局内行的红卫兵前来抄家。的确，这些红卫兵与众不同，虽然是抄家，却知道这些文物的价值，运走时非常小心。刚记得一位同学讲过这样一个细节。一个小学生到院子里来看热闹，在一块古代巨型条砖上踩了一下，一位红卫兵便训斥道：“靠边点，踩坏了怎么办?”那个小学生说：“踩坏了我赔!”红卫兵说：“你赔得起吗?你知道这是哪个朝代的?”这话吓得小学生赶紧站到了一旁。王世襄的举动启发了黄苗子郁风。家里有不少珍贵的藏书藏画，其中有黄苗子为研究古代美术史而购买的一大批明清刻本书籍，有些还是国家图书馆都难以找到的孤本、抄本。他们担心这些书同样会被糟蹋，便由黄苗子主动前往美术出版社，请求造反派来抄家，将这些珍贵的东西一一收走。或许，对于那些对60、70年代感到陌生的人们来讲，王世襄、黄苗子的举动，不免显得不可思议。或者说，人们难以理解，这些视文化为生命的文人，怎么会如释重负地抛弃自己的心爱之物。书，文物，没有了这些，文人的价值又何从体现?但是，只要走进历史场景之中，只要设身处地地走进他们的内心，就不难理解他们的心事。在一个被革命热情燃烧得疯狂的年代，在一个文化被纳入政治范畴予以政治审判的年代，在一个个人权利和个人兴趣乃至隐私被完全排斥的年代，文人又如何能回避现实?他们要么如同邓拓、老舍、傅雷那样，在绝望之中以一种绝对方式告别这个世界，要么就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强迫自己适应变化了的生活。显然，大部分人只能选择后一种方式。他们不得不随着潮流贬低文化的价值，不得不高呼口号以表示自己已经与过去告别。甚至有些人也真的认为自己的兴趣、爱好是毫无价值的，是与革命相对立，是自己身上耻辱的标志。在这种情况下，抛弃旧我也就不再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他们乐于这样做。而且，惟恐别人不允许自己这样做。当把家里的书画文物运走之后，他们好像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与老朋友见面便如释重负地说：“这回解放了。一辈子都做物质的奴隶，这次下决心交出去，真觉得解放了。”但是，实际上他们内心又怎么可能如此简单，如此轻松?当看到一辆辆车子驶出胡同口时，他们的心一定在滴血。图书文物毕竟是多少年与他们相依为命的伙伴，毕竟是自己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与它们告别，终归难舍难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