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区|印度最大红灯区之一，有8万名性工作者，男人当仆人、被“包养”( 二 ) 印度|加尔各答

在她们中间，既有上至四五十岁的中年女性，也有一二十岁甚至是未成年的女性！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有的母亲竟然还带着自己的女儿干起了这一行！
一些尚处年幼，并未沉沦的女孩，多半也早已对自己的命运不抱希望。一个女童就说道：“这样的日子，离我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
同样令人唏嘘不已的是，即便是性行业，印度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也在发挥着作用。
在索纳加奇，不同种姓的性工作者有不同的“地盘”划分。那些人流量高，往来方便的地方，往往为高种姓所有，低种姓的女性只能挤在相对偏僻的地方。
相应的，她们的“价格”也因种姓不同而产生了区分，再加上年龄、容貌等因素，每次性交易价格折算成人民币，低的为二三十块钱，高的为一千多块钱。
但这些钱往往要经过层层盘剥，真正落到性工作者手中时已经打了相当的折扣。
一位30岁出头的性工作者就表示，自己已经工作了10年，每天接待2到3人，但最后只能赚到500到600卢比，约合人民币四十到五十块钱。
这里还要说明的一点是，虽然钱很重要，但她们也并不是什么客人都接。
那些可能携带或者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人，在红灯区是不受欢迎的。
说完了红灯区的女人，我们再来看一看红灯区的男人。
在索纳加奇，男人实际上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当然，这里的男人干的不是卖身的活儿，而是充当牵线搭桥的“皮条客” 。
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巴比·贝赫拉来自附近的农村，他就是一个皮条客。
2003年， 20岁的贝赫拉与16岁的妻子刚结婚不久，就因经济窘迫，只能去往加尔各答打工。 “机缘巧合”之下，他来到了遍布妓院的索纳加奇，并成为了一个皮条客。
贝赫拉为18岁至25岁，或是年龄再稍微大一些的年轻性工作者，在街头寻觅潜在的顾客，之后从中抽取分成。有时候他也与中小酒店的经理合作，为酒店介绍性工作者，提供“上门服务” 。
这个生意非常好做，他在红灯区能挣到比老家多10倍的钱！
于是贝赫拉便当了十几年的皮条客，每隔几个月就回家一次把钱交给妻子。 “这是我当清洁工挣来的钱” ，贝赫拉一直对妻子这样介绍自己的工作。
似乎知道隐情的妻子从来也不多追问什么，只是默默地当好自己妻子和母亲的角色，用丈夫挣来的钱供养两个孩子上学。
红灯区的男人示意图
男人除了当“皮条客”以外，还有另外两种职业可做，一种是仆人，另一种叫做“巴布” 。
三十多岁的高瑟姆·达斯与贝赫拉一样，他也有老婆和两个孩子。来自农村的达斯在上完初中后被迫辍学，同样因为生计来到城里，来到了索纳加奇，成为了一名仆人。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负责打扫房间，并为性工作者洗衣服，偶尔也会兼顾做饭，但这种活挣到的钱相对于皮条客就少了一些。
即使这样，达斯在这里挣到的钱，仍然是在老家的三倍。
当然，这些钱总数不是很多，达斯也经常哀叹：我永远赚不到足够的钱，我在哪里可以挣到钱，让孩子们接受教育，并确保他们找到好工作呢？
性工作者与“亲密朋友”
比起贝赫拉和达斯，作为“巴布”（注：babu）的萨哈则要轻松自在得多。
巴布的意思是男朋友或者丈夫，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被性工作者“包养”的男人。
四十岁出头的萨哈十几年前，撇下家中的妻子和三个孩子来到索纳加奇谋生。
起初他也是一名皮条客，后来却与一个名叫肖纳利的性工作者相识相爱，而在红灯区，性工作者才是挣钱养家的主力，于是萨哈就成为了巴布。
他每天就是负责做饭、做家务、同时安抚肖纳利的情绪等等，扮演起了正常家庭中“妻子”的角色。
但随着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索纳加奇红灯区原有的生活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政府封锁了一些街道和社区，许多嫖客因为担心感染疫情，便也只好暂时管住了自己的裤腰带，不再去这里寻花问柳。
这些人不来光顾，红灯区的性工作者就断了生计。男人还可以靠体力赚些小钱，但女人该怎么办呢？“新冠病毒比艾滋病毒更加可怕！”这是不少性工作者对这场疫情的评价。
她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迫于无奈，只好突破管制先返回了老家，但更多无法回家的人，以及那些本就生活在当地的人，则不得不依靠救济组织或是个人提供的粮食帮助，才得以勉强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