栀海听二次元|青年学者谈｜宋念申：以国界为中心来思考现代国家形成宋念申1996年从国际关系学院中文系毕业

宋念申1996年从国际关系学院中文系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多年，于2006年赴英国伦敦政经学院获得硕士学位，翌年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他2013年毕业后在瓦萨学院（VassarCollege）做博士后， 2016年入职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历史系，并于2020年提前获得该校终身教职，晋升为副教授。其主要学术著作有2018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专著MakingBordersinModernEastAsia:TheTumenRiverDemarcation,1881-1919 。
MakingBordersinModernEastAsia:TheTumenRiverDemarcation,1881-1919 ，该书讲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朝鲜和日本围绕图们江边界地区和越界的朝鲜人而展开的政治博弈以及历史影响，也就是所谓的“间岛问题” 。该书在分析理论上另辟蹊径，突破了过去往往以政权中心来理解和定义边疆的传统学术视角，而是以边疆地区作为研究重心和切入点，反过来分析关于交界地区的争议如何塑造了领土和国民这些重要概念在现代东亚地区的形成和嬗变。该书内容基本按时间先后顺序安排，但同时又以“人”和“土地”这两个主线来串联书中的分析，并在各章中关注不同的主题。这本书的一个重要观点和理论贡献就是认为“国家的基本形态，是由其处理土地与人的方式决定的，而对边疆、边界和跨界人群的处置，特别体现了对国家的型塑” 。这种以边界和边民为中心的研究，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和理解东亚“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这个历史转变过程非常重要。
本文系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利于2020年7月对宋念申进行的专访。访谈上篇详细介绍了他的英美留学经历和在芝加哥攻读中国史博士的学术训练心得体会；下篇主要讨论他这本英文专著的成书脉络和理论方法谱系，以及他下一个研究项目的规划。本文为访谈下篇。
宋念申：我最早接触图们江和朝鲜族，就是前面提到的2004年去东北采访中朝边境。当时特别感兴趣的是高句丽申遗这件事。一年后，这件事引爆了中韩之间的历史争端，这也成为我在伦敦政经学院的硕士论文课题。后来到芝加哥大学学习，我就带着一个模糊的问题：东亚国际关系总是问题丛生，这些问题大多跟历史认知有极大关系。边界和边疆虽是政治问题，但也是历史认知最为撕裂的地方。而流行的政治学、国际关系的框架，总是谈实力啊、利益啊、结构啊、意识形态啊什么的，拿来解释东亚隔膜都太大了，所以我认为还要回到自身历史脉络中去分析。在为日本史和韩国史两门Seminar写论文时，我都选择了“间岛”（今延边）交涉：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东亚三个国家，并且当时我已经隐约觉得，真正引发冲突对立的，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内发生的改变——东亚的区域结构、国家论述、历史观念，都在这个时间点产生了极大变动，导致我们对共同经历的历史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理解。
你书中一个概念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认为是边疆定义了国家。过去外交史和国际关系是一般都是从国家角度来看边界，你是反过来从边界看国家，可以在这方面多说说吗？
宋念申：我在学政治学的时候，开始对“国家”概念产生疑问。我发现，实际上我们对于英语语境中state（国家）的概念并没有理清楚。东亚国家的形成过程，并不能按西方现代政治学概念来理解。我们一直把近现代西方的“国家”概念当作一个不用质疑的框架，用来分析三个东亚国家的关系或者整个区域的关系。可是东亚的问题，很多时候并不能在固化的现代（领土-民族）国家框架下理解和解决，很多摩擦和冲突恰恰是在这三个地方追求国家现代性范式的过程中产生的。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得回到历史中去看，不要把“国家”想当然地当作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就像边界一样，它在历史中不断变化，有时候虽然边界实体没有变，但理解它的观念变了。随着它的变化，国家的内涵和外延就都不同了，甚至理解国家的方式都不同了。那么这个时候，究竟是先有了国家实体，然后这个实体去处理它的边界；还是先有了边界，然后边界以其同时的排斥性和容纳性，重新定义了这个国家呢？这就是为什么在分析图们江领土争端时，我不想用传统外交史的方式来写。因为在外交史中，国家往往是先验性的，不需要讨论的。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和在这个空间里面，恰恰这个“国家”的概念是很流动的。只有当有了划定边界的过程，其领土的形状性质才确立，其国民的内涵也才更新。因此就像你刚才准确地指出来的那样，不是国家定义了边界，而是边界定义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