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北京器官捐献协调员刘源：6年协调310余例，做生命的摆渡人( 三 ) 北京|刘源|北京佑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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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源办公室里心理学、沟通相关的书籍。受访者供图
刘源办公室的书柜上摆满了沟通、心理学相关的书籍，他常常要翻一翻。
在他看来，和家属的第一次见面至关重要， “如果初次沟通不成功的话，可能就没有再次沟通的机会了。 ”为了能赢得家属的信任，交流过程中，刘源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谈吐和举止， “衣着要整洁得体，不论是语言还是非语言方面的表达，都要注意营造亲近感。 ”
他还记得自己接手的第一个潜在案例。那还是2014年，一个单亲家庭的15岁小男孩，因为脑胶质瘤做了好几次手术，但效果不理想，孩子已经出现脑死亡。
去见家属之前，刘源内心很不安。他不知道小男孩的家属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也不知道自己会被问到什么样的问题。
当时，全国还没有统一的捐献流程和法治框架，刘源是摸着石头过河。他怕出现意外情况，家属坐哪里，自己坐哪里，门是开着还是关着，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撤离，怎么逃跑，他都在脑子里想了一遍。
“我想着要坐外面的位置、靠门的地方，这样万一起冲突，方便跑。 ”刘源说。
经历打击、濒临崩溃的人往往很难相信科学的判断，更有家属会对刘源恶言相向。每天都和眼泪、抱怨、失望、咒骂等等负面情绪打交道，这难免会让人感到压抑。
“负面情绪全灌到我们耳朵里了，但我们的正面情绪输送不到他们的脑子里。 ”这些困难考验着器官捐献协调员对挫折的抵抗力。
工作淘汰率也很高，很多人做半年或一年就干不下去了。刘源咬牙坚持下来了，他会给自己一些心理暗示， “不能敏感，要想得开，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
实在不行，他就邀同事喝顿酒，饭桌上互相吐吐槽，发泄一下。但最能支撑他的，是他对这份工作的信念， “去挽救那些需要器官的病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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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源在和家属沟通。受访者供图
“印象深刻的都是那些失败案例”
“成功的案例都很相似，让我印象深刻的都是那些失败案例。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的原因，可能是家属的，也可能是病人本身的。 ”
相比起成功，刘源遇到的失败太多了。
他曾连夜赶去郊区的一个小村子，到达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偏远的村庄里一盏灯都没有，几个高大魁梧的病人家属出现在他面前，把他请进屋。刘源战战兢兢地和家属聊了数小时，也没能劝服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