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北京器官捐献协调员刘源：6年协调310余例，做生命的摆渡人( 二 ) 北京|刘源|北京佑安医院

他见过很多重症病人眼巴巴等着器官移植来救命，但最终也盼不来一个机会， “没有器官，有再好的医术（医生）也无能为力、无济于事。 ”
那年11月，刘源放下拿了11年的手术刀，成为北京佑安医院的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这算是一个新兴职业，其中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发现潜在的器官捐献者。
但寻找器官的路并不好走。从2015年1月1日开始，公民自愿捐献是唯一的合法来源，但老百姓几乎没听说过，甚至很多医护人员也不理解。
“病人到这种状态，家属往往很悲痛，谁还和他们去谈论这种事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为避免医患之间产生矛盾，医生往往也很抵触。
刘源决定先让医护人员改变观念，让他们参与进来。法规对器官捐献者的要求是：达到脑死亡状态或者临终状态，但器官功能还相对完好。
这种病人往往在各个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成为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第一天，刘源就跑了多个医院，通过同学和朋友介绍，认识了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和主任。他这样告诉医护人员，和家属提器官捐献时不要不好意思或难为情，而是站在家属的角度，抱着来帮助家属的心理。
重症监护室里，有的病人已病情危重难以治愈。患者家属处于两难的境地，还要承受着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折磨，继续治疗下去，看不到希望；可若是直接选择放弃，既不人道、亲情上又难以割舍。
“现在，器官捐献为危重病人增加了一个选择，对病人来说是一种生命的升华和延续，对社会来说是有意义、有大爱精神的，也能挽救更多病人的生命。 ”刘源说。
通过医生提供一些潜在的案例，做一些前期沟通的铺垫。如果家属不排斥，刘源和团队其他成员会再去跟家属做进一步的沟通。这样一来，家属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协调成功率也会高一些。
“坐外面的位置，方便跑”
“器官捐献是自愿的，我来的目的只是和您讲清楚器官捐献的政策和流程、您的权利和义务。最后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是由您全家做出的理性决定，我们是尊重的。 ”
六年来，每次见到病人家属，刘源都会重复这段话。而和家属的沟通，也是整个器官捐献协调过程中最中心、最重要的环节。
“做这份工作很考验沟通能力，也需要一定的社会经验和体验。 ”刘源接触的家属来自各行各业，有大城市里学历高、收入高的精英，也有来自偏远山村的农民， “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沟通方式，要与对方找到一个心理上的共同话题和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