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每日电讯|“镜头拾荒 ”者——记录中国乡村遗失的视觉档案( 三 ) 郭国柱说

郭国柱把自己的荒村摄影创作命名为《流园》，意指流动变化之中的家园。和之前拍摄的《堂前间》《遗物》集结后以《城岭》为题出版， “城”是城市化的“城” ， “岭”则有双重意味，一指难以翻越，二指“分水岭” 。
郭国柱这样解释“岭”的具体含义：以前的人进城难，现在的人返乡难；以前逃离乡土欣喜若狂，现在则不免怅然若失。
他以自己在厦门、永春的城乡“两栖”生活为例：90高龄的爷爷完全不适应城市生活， 60多岁的父母双亲也无法扎根城里，自己常年两头跑，户籍、工作和小家生活都被绑定在厦门，但自己精神上却割舍不下永春老家的小天地。为此，他特意重新设计、修建了自己的老宅，变成一个按照自己意愿生长出的新建筑空间，一个可以肆意呼朋引伴、让人松弛下来的慢生活场合。
在朋友眼里，厦门和永春之于郭国柱，好像互为他者。他把厦门的生活方式带回了永春，也把永春的某些记忆带到了厦门。
郭国柱觉得，自己的生活和成长得益于城市和农村的双重浆养，城乡两地对自己的教育塑造甚至是不可替代的。正基于此，他对城市化浪潮的反思才保持“价值中立”：人们为追求更好的生活去土离乡无可厚非，但由此带来的疼痛与孤独、撕裂与慌张也值得被凝视、被记载。
这种感受再一次体现在他今年9月中旬的外出拍摄旅程中，在拍完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一个荒村后，他这样写道：村民离不开土地，被拆迁后还是回到村里，搭盖简陋的棚子住下来，黑裙子女孩考上大学，要去昆明念书了。大爷自己酿的酒很好喝。
涉猎广泛的郭国柱也尝试用学术化的语言概括荒村背后的时代图景：以农业文明兴盛的古老中国——因血缘关系聚族而居的传统格局，正在与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等现代性所主导的当下进行着一场历史性的角力。
郭国柱平时也读过一些专家学者关于“三农”的专著和文章，对当前乡村振兴的政策和实践也有所了解。他注意到这两年急速的城市化扩张开始出现调整收缩的迹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打量乡村的独特价值，越来越多的力量和资源投入到有别于过往的乡村建设中。
郭国柱认为，从社会发展角度看，这也是一道“分水岭” ，意味着人们对待城乡分割的现实不再非此即彼，在进城和留乡之间有了更多的选择自由。
辛劳而平静地记述“被误读的风景”
长期的荒村拍摄经历，对拍摄者的心力考验可想而知。在某种意义上，这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行为艺术。
一辆花了1万元购买的二手捷达、一个重达40斤的摄影包，这是郭国柱出门的标配。每次地方较远，他会做一个详细的行程规划，坐飞机或动车到达荒村所在的城市后，选择租车或者向朋友借车去往目的地。
马不停蹄已是常态。今年7月，他用了10天时间，从四川出发，途经重庆、贵州、湖南、湖北、陕西，总共拍摄25个荒村，留了102张底片。
郭国柱常年独来独往，说走就走。外出拍摄期间，工作量极大，早上6点出发，一直可以拍到晚上8点半。晚上住的是小旅馆，很少吃正餐，长期啃干粮，旅途中他练就了一项奇特本领：随时随地可以停车补觉，一觉基本上在20分钟以内，醒来后接着干活。年复一年，他早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作息。
拍摄过程不乏艰苦的时候，去年进入一个荒村时，因为路上植物太茂密，他硬是靠着一把砍刀才得以进村；进入河南太行山深处的一个荒村时，进出花了8个半小时，路上没带食物，所见植物被分为“能吃的”和“不能吃的”两种。
虽然已经小有名气，但郭国柱却一直没有专门的工作室，有时在厦门的家中把卫生间用布一围就是“暗房” ，他也不打算建立所谓的“团队”：“养不起，也没有必要。 ”旅行和拍摄花费不菲，郭国柱没有固定收入，除了少量创作作品变现外，他还要靠接拍一些商业活动保障开支，领受着这个年龄段共有的负重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