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每日电讯|“镜头拾荒 ”者——记录中国乡村遗失的视觉档案( 二 ) 郭国柱说

随着荒村影像系列的流传，各种讨论也多了。
凝视荒村的选择，与郭国柱的个人生活经验息息相关。
郭国柱是1982年生人，在上大学之前，一直在闽南永春老家生活，从小习惯了田野、祠堂、小巷、邻里、民间信仰等元素和风景浑然一体的村居世界，而随着求学、工作的生活变动，他像千千万万被城市化洪流挟裹着向前奔忙的人一样，走上背井离乡的旅程，在享受城市繁荣与便利的同时，日常生活中也要应对买房、就业、孩子上学等各种压力和焦虑。这成为他站在城市这边重新凝视农村的心理动因。
郭国柱说，荒村并不需要刻意去发现和挑选，量大面广的逃离乡土行为早已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基本现实。在自己关注量不算太多的微博和微信中，每当他发出“求荒村资源”的信号时，总是有丰富的收获。
正是因为荒村足够多，并且成因大同小异，郭国柱在拍摄时往往关注的不是“这一个” ，而是“又一个” 。他一再强调自己不是一个立场鲜明的反城市化批判者，无意对某个村庄的凋敝与否进行价值判断。在拍摄记录时，他往往也只以经纬度标注地理位置。当被问到一路走来，有没有特别留恋和想念的荒村拍摄点时，他干脆地回答：没有。
“我干的不是新闻摄影，没有时效性，也不谋求干预具体现实；也不是风光照片，不刻意迎合大众审美，不塑造浪漫想象的‘桃花源’ 。 ”郭国柱沉吟一会儿说，自己就是想给当下的快速城市化留下更多的视觉文献，用纪实性的镜头语言保存一段正在发生的历史。
城市化的“城” ，分水岭的“岭”
因为是荒村，郭国柱在拍摄地很少碰见人，如有所遇，也基本是上了岁数的老人，无非是两种，一种舍不得土地和农作物留下来的，一种不适应城市生活回流的。
在长期的荒村题材创作中，郭国柱极少触及人，但其实他的镜头和内心并不刻意回避荒村里的人和故事。
在一张摄于广西玉林的荒村照片中，破旧的祠堂里杂草丛生，但门柱上却贴着一副鲜红的对联：春融紫水三层文浪起游鱼，日映高山五色祥云开桂榜。这样的景象让他感到意外，很显然这是出走的人因为节庆或者祭祀回来张贴的。
长期走访荒村，郭国柱发现了一个颇具共性的现象：旧屋中挽联出奇的多，白纸黑字仿佛在说：在最后一次的葬礼与哀悼之后，这里将空无一人。
郭国柱还记录了另外一个荒村的景象：在一面土墙上，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大字：本村凶狗，外人小心，后果自负。而在拍摄时，他了解到的情况是村里最后还住着三位老人，其中一位去世了，另外两位在山坡上挖了个墓穴，准备安葬死者。
类似“孤独死”这样的尖锐场景，郭国柱的相机和电脑里存留了并不少，但他几乎不公开展示和讨论，一来他不喜欢自己的作品呈现赤裸裸的挑衅意味，二来也是为了自己的拍摄能够顺利进行下去，所幸到目前为止他在途中还没有碰到难以应付的外来压力和阻力。
郭国柱不喜欢给自己的作品配过多的画外音，那些形态各异的荒村指向已经足够明确：曾经有人生活在这里，而现在，它们已经成为自然的一部分。
在他的影像记录中，无人生活的村落，正逐渐被大自然所“回收”：他6年前拍摄的浙江舟山枸杞岛上， 600多栋错落有致的房子空了30多年后，全部都长满了爬山虎，仿佛是从海里打捞出来的沉船一样。
有人从中看到了绿野仙踪式的童话感，也有人从中发现了可供商用的“荒凉美学” 。但在郭国柱眼里，这是充满现代性隐喻的荒芜：大部分农民所遗弃的村落，随着时间推移，将被自然所消化并重新归还给大地，乡村与城镇在急剧城市化的进程中此消彼长。
虽然一再强调荒村记录的“客观性” ，并力图保持镜头语言的“零度叙事” ，但郭国柱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没有从乡村到城市的生活转折并由此催生的复杂感受，他不会一直坚持把镜头对准荒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