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观|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系列访谈（四）陆铭：对于中国而言

：原题为_上观|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系列访谈（四）。
采访人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将“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作为新时期发展的重要主张，有何深意？
陆铭：对于中国而言，城乡和区域间的协调发展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目标，区域问题直接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和整体竞争力。多年来，我国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但区域间仍面临着不均衡不协调的问题，影响未来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就看我们能不能通过深化改革，解决一些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如果能够解决，中国将成为又一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发达国家行列的经济体。
【上观|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系列访谈（四）】采访人员：当前区域协调发展面临哪些问题？
陆铭：既有老问题，又有新问题。老问题是我们一直讲的城乡差距大、城市化率偏低、市民化进程较慢等。最近十多年大规模区域发展政策取得的成绩毋庸置疑，但因为地方政府最大化追求本地GDP增长和税收收入，出现新的不协调现象。最典型的就是重复建设问题。中央一说要发展某一战略性新兴产业，一些地方不管自身条件如何，就大干快上、一哄而上，导致各地到处都是高新技术园区、工业园区，背后实际上是投资效率低下、产业结构趋同、地方债务上升。这些做法，与经济发展需要通过要素集聚发挥规模效应的规律是相悖的。
所以， “更协调的区域发展”就是要进一步明确区域间的分工。有的地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有的地方发展制造业，有的承担粮食安全、国土安全、生态安全等功能。尤其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过程中，要结合当地的比较优势，有针对性地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
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
采访人员：区域分工之后如何达到平衡？很多人担心“虹吸效应” 。
陆铭：这里面有一个误区，我觉得一定要在思想上加以扭转：经济和人口的空间集聚和平衡发展并不矛盾。一方面，在规模经济效应驱动下，人口城市化并向中心城市周围的都市圈及沿海地区集聚，是城乡和区域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人口流动的结果是城乡地区间实际收入和生活质量趋同。所以，通过人口流动，不同地区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如果大致趋于相等，就能达到“空间均衡”的状态。
采访人员：所以，人口流动是关键因素？公报还提到了“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这是核心理念？
陆铭：在过去城市化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依赖于投资，搞土地开发、新城建设，出现了所谓的城镇化和人的城镇化的脱节，这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但城市的发展是为了人的居住和就业，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的发展” ，而不是为了看上去漂亮。以地来推进城镇化，实际上就是本末倒置。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下大力气推进人的城镇化。全会提出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 ，这是核心理念。
我认为，推进人的城镇化最重要的抓手，就是以人口、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为突破口，尊重人口流动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在人口流出地做减量规划，公共服务适度地向中心城区集中，转变当地政府的考核方式，建立以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为主的考核体系。在人口流入地，发达地区特别是特大、超大城市要提高对人口流入的科学认识，在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优化土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供给的数量、质量、结构与布局，适应人口增长态势，提高城市的宜居性。
发挥龙头作用，推进“都市圈”建设
采访人员：上海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的龙头，如何在区域发展中发挥作用？
陆铭：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发生变化，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是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我一直有个观点，为了顺应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内生型城市发展规律，更好地发挥上海在长三角城市群中的龙头作用，应该在长三角城市群发展战略下，加快上海都市圈的规划和发展。我们一讲到上海这座超大型城市，就说人口太多了、土地开发强度太高了，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在“上海都市圈”上通盘考量，若以都市圈计，上海完全可以容纳更多人口和更多产业，也能够更好地发挥区域增长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