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尊|导演潘奕霖：我的《演员》，我的父母叶罗丽x冰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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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秋天的时候，父亲又住进了解放军921医院。那段时间，每次回到长沙，我都是第一时间直奔医院，去看看已卧床太久的他。夜间，父亲并不让我陪床，让我赶紧回家，陪伴同样年迈的妈妈。
次日早晨，我在父亲的书房翻阅着父亲的一本本影集，那是家族的记忆，照片中绝大多数我并不陌生。但这一次，我翻开一本小小的影集，一张照片突然滑落下来，我拾起一看，是一张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明星照，谢芳留着单辫，目光灼灼，显然，那是《早春二月》的定妆照。此时，妈妈走了进来，我说，我爸真是个“文艺青年”啊，我妈说，可不，你爸当年就是爱看电影。
下午，我陪伴老妈来到父亲病床前，父亲微微颔首，他已不太能多说话。妈妈拉着他的手，两位长者，无言地凝视着对方。时间真是无情啊，我们的父亲、母亲，就这样老了，老了。我知道，这样的画面会成为历史。病床前的我，也会跟爸妈说说近来在忙些什么。
小时候我住的那个部队大院每周会有一两次新电影的上映，我爸带我去看电影的路上，总会给我介绍这部影片的背景，这一幕我的记忆特别清晰。他走路飞快，语速也快，我听得津津有味。也许，我就这样喜欢上了电影。后来，我从事了与电影有关的工作。
1996年我第一次采访谢芳，去她家里，那时她头发乌黑，坐在一架钢琴前。现在想起来，她那时才60出头。结束后聊天，她问我：你父亲是谁？我说，您应该不认识，我父亲是部队上的。然后又聊了是哪里人等等。 2018年，我因拍摄纪录电影《演员》，带电影摄影团队再来拍谢芳、张目二位老师，还是在机器调试的时候，她突然念叨了好几遍“二十二” ，我问她：什么二十二？她说：距离咱们第一次见面，你来找我，已经22年了。我惊讶了，我迅速算了下时间，可不，整整22年。她又说，你采访22大明星这个事儿，也是22 ，有意思。我当时很开心，谢芳就是这样一个极聪颖而灵动的女子，时光在流逝，而在张目的保护下，她的“少女感”一直在，这很神奇。
所以后来在父亲书房看到泛黄的、谢芳的明星照，我也觉得有意思，这是那一代人的交流方式。而张目、谢芳这对银幕伉俪与我的父母年龄相似，这也是让我感到亲切的地方。
这些与艺术家们工作上的交流，平时很少与家人沟通，但那次拍摄于蓝，我是特别想跟家人分享的。
2018年7月，纪录电影《演员》对于蓝的第一天拍摄接近结束，我问于蓝：您现在的愿望是什么。她回答得很干脆：我在静静地等待死神的到来。
听到这，我有点愣住了。这是一个唯物主义者面对死亡的态度，如此豁达，又如此无畏.... ，甚至，有点是向未知的死亡发出挑战。然后，我的嗓子眼感觉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这毕竟是一个女子，此刻的她是个瘦小的老太太。是谁，给了她如此的能量，让她在漫长的人生中如此坚定，又如此平静？
那一刻，我坚信了我这部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每个人都会变老，每个人都有在变得越来越老的至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青春，以及你爱过的那个人。每个人，或许都可以从别人身上寻找那个当下、过去或未来的自己。
当晚，我再次捧读我能拿到的于蓝的全部传记或自传，我读到了一个章节：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于蓝推开窗户，看到她的丈夫田方与好几位延安的精壮青年一起打安塞腰鼓，欢庆胜利，这一幕非常有画面感。我决定在我的电影里还原这个情节：摄制组得去延安拍摄。
找到新的投资得以进行去延安以及其他地点的拍摄是在两年后了，我知道，这是拍这样一部题材的电影必须要面对的。
在疫情比较严重的2020年的二月，我有时会来到朝阳公园散步，同时思索我这部电影的命运。春节后的一天，下了很大的雪，我再次来到公园，偌大的公园里，除了我，远处只能看到一两个人，天地一片白茫茫，世界显得肃穆与寒冷。这个时候，我突然收到一个朋友的微信：于蓝去世了…我第一个直觉是不相信。果然，我又收到另一条微信：于蓝去世是假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