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不完的人生曲|这一不成文的规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宋朝如此懦弱却能够延续三百年( 二 ) 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承

就内容来说，宋朝的“祖宗之法” ，其实，就是宋太祖和宋太宗两朝施政的原则和规矩。若从精神层面来说，则是两朝君王施行法度的总结概括。
这也就是说，真正开始推崇“祖宗之法”的应是宋朝第三代君王——宋真宗开始的。说到宋真宗朝的“祖宗之法” ，便不得不提当时“以方正端朝，以严重镇俗”的圣相李沆了。相传，宋真宗一次想要立刘氏为贵妃，并亲自写下手诏交给了李沆。可是，一向注重维护帝王形象的李沆，竟亲自烧了手诏，严词回复不可。最终，宋真宗听从了李沆的建议。
此事不仅体现出一代圣相对帝王形象的维护，更表现出了其效忠国家社稷，而非只听从帝王一人的理念。《宋史·李沆传》曾写道：“沆性直谅，内行修谨……动遵条制，人莫能干以私” ，可见，宰相李沆确实是一位极度尊崇“祖宗之法”之人。据说，在其死后，好友杨亿为其撰写墓志铭时，特意提到了“深识大体，务行故事” ，这也算是从侧面肯定了其严守“祖宗之法”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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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李沆之外，宋真宗身边还有一位严格恪守“祖宗之法”的宰相——王旦。据说在统治后期，宋真宗因沉迷“东封西祀”及“天书符瑞”等神道设教活动，一度废弛了政务。宰相王旦虽对宋真宗此举表示了妥协，但却仍以“恪守成规”为旗帜，阻止皇帝大搞封禅活动。所谓“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典故无所，不可听也” ，凡宋真宗不听规劝，王旦便会将赵宋王朝视若国本的“祖宗之法”抬出来。
正是因为宋真宗十分忌惮以“祖宗”冠名的成文规范，宋朝士大夫阶层皆十分擅长用祖宗朝的制度典章来约束帝王言行。其实，李沆和王旦作为一代名相，其尊崇“祖宗之法”并非完全出于效忠皇权的考虑。他们虽然熟悉宋廷官僚制度的运作方式，但却依旧清醒的明白自己的职责和使命，行为缜密，处事庄重，严格尊行制度规范。
这种几近偏执的尊法精神，一方面可以达到维护皇权的目的，另一方面还可以保障宋朝的长治久安，可谓是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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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兴元年，宋仁宗即位为帝。执政初期，刘太后掌控着朝政大局，而这一现象显然严重违逆了宋朝“祖宗之法”中强调的施政原则。彼时王旦已经去世，而坐在皇位上的幼帝又仅有十二岁，正是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为刘太后提供了干政的机会。
明道二年，干政的刘太后留下遗诰称“宜尊皇太妃为皇太后” ，并命仁宗皇帝与其商讨军国大事。此外戚干政之举，显然不符合“祖宗之法” ，心生不悦的士大夫们开始极力寻找阻止皇太后摄政的有效依据。这期间，御史蔡齐曾以“抑未有闻于前代”为由反对太后执政，苏辙也评说“母后听证非国家典令” 。
后来，宋仁宗采纳了士大夫的建议，并于次日删掉了遗诰中提到的“与太后裁决军国大事“之语，皇太妃干政局面由此结束。之后，随着时代推移，百来年的前规后矩都相继纳入了“祖宗家法”的大框架，使其内容十分驳杂庞大，外延边际也越发模糊了。
与此同时，这一提法也受到了形势变化带来的各种压力，处于不断修正、不断解释、不断更新再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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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士大夫对太后干政的反感，主要源于其对宋朝“祖宗之法”深入骨髓的理解和认可。
在他们看来，汉唐之乱或因母后干政，或因诸侯强大，或因权臣擅命，或因藩镇割据，而此等现象皆未在宋朝出现，可见， “祖宗之法”确实可以维持宋朝的长治久安。出于这种考虑，士大夫通常会选择用“祖宗之法”来约束帝王的言行，更会以此来保障国家的统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