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柒柒|道家是如何将两者调和成治国大道的？，法家与儒家本冰炭不可同器( 三 ) 先秦时代有四大显学

卫鞅说：怀疑自己的所思所为，那么就会事不立，功不就，要变法就不要怕世人非议。高明之人，总被世人误解；明智之士，总被百姓指责。国语曾说：蠢人喜欢循规蹈矩，智者可预测将来。不可与人民讨论如何变法，只能与百姓分享变法的成果。郭偃曾说：最高道德跟民俗是不合拍的，要成就伟大功业不可与众人共谋。法律的目的是保护百姓，礼仪的作用是方便百姓行事。所以圣明之人，如果可以强国，可以不遵守古制；如果可以利民，可以不采用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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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更法第一》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 ’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 。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
儒家代表甘龙反驳道：我听说圣人治国，不易俗以教民；智者主政，不变法以治国。沿用旧礼治国，可以坐享其成；采用古法治国，官吏熟悉政务而民不生变。现在变法治秦，不按照秦国以前的古法旧制治国，我怕天下人非议国君，希望国君慎重考虑变法事宜。
儒家代表杜挚反驳道：我听说获利不超过一百倍，不可变法治国；效率不提高十倍以上，不可更改工具做事。又听说遵守古法不会出错，沿袭旧礼不会产生邪恶。国君当慎重考虑变法事宜。
卫鞅反驳道：三皇五帝采用不同的方法治国，那么效法那个呢？帝王不断更替，各有各的礼制，那么遵守那位先王的礼制呢？伏羲、神农治国采用说教，不兴诛杀之事；黄帝、尧、舜三帝采用刑罚治国，不采用教化；到了周文王、周武王之时，各自采用了合乎时宜的法律，因具体事情而制定具体礼仪。礼仪、法律应时而生；制度、规章因事而现；兵甲器备，各得其用。所以臣认为：治理国家的方法不止一种方法，只要有利于国家，完全不必效法古制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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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舌战群儒
从以上的辩论中可以看出，儒家可以依法施政，但不能与时俱进改变法律。先贤前圣制定了法律，儒家就可以据此施政；如果先贤前圣没有制定相关法律，儒家就拒不改变。法家可以在乱世之中图存求强，儒家可以在和平盛世据法施政，两者皆可成为治国大道，只是要分时间而已！
《道德经》说：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 "无" ，名天地之始;"有" ，名万物之母。故，常"无" ，欲以观其妙;常"有" ，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3、德治还是法治
儒家提倡德治，也就是用道德伦理治理民众，反对严刑竣法。法家提倡法治，不分人是贵是贱，是善是恶，是贤还是不肖，有功还是有过，只要犯了法，一体依法处理。相比较而言，儒家就要人性化得多了：贵人可以法外开恩，善人可适当减刑，贤人可以特赦，有功之人可以将功抵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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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地为牢
《商君书.赏刑》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夫明赏不费，明刑不戮，明教不变，而民知于民务，国无异俗。明赏之犹至于无赏也，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明教之犹至于无教也。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