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文化|共和国第一任核司令之子披露核试验背后鲜为人知的细节( 二 ) ▲第一次原子弹试验的前线指挥部部分领

1959年春，父亲一行人来到一处地方，这里北靠天山，南临博斯腾湖，一条小河从天山流下，河边上开着一片片马兰花，真是生活区的理想之所。大家开动脑筋给这里起名字，有的说叫原子城，有的说叫科学城。最后父亲说：“你们看，马兰花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还长得这么好，我看此地就叫马兰吧。我们要在这里画一幅大画，写一首大诗，放一个大炮仗！”从此，在西部戈壁大漠上，有了一个叫马兰的地方。
打了一个好基础
1959年6月13日，基地第一次党委扩大会在马兰的一个地窖召开。地窖中，一窝小燕正在破壳、出世。父亲站在地窖门口，轻声嘱咐每一个来开会的人：“把脚步放轻一点儿，把嗓门压低一点儿，别惊扰了燕子。 ”
他常常对大家讲：我们是搞原子弹的中国军人，我们更要知道尊重生命、爱护生命，爱护这里的一草一木。
也许是受他的感染，核试验基地的人感情都那么深沉、细腻：一只受伤的小鸟被暴风卷到了气象站帐篷里，战士们精心喂养，伤好后又把它放飞；干渴的黄羊到哨所找水，战士就悄悄把水桶放到门外……
1960年，基地开始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上万名解放军官兵、工人从四面八方云集戈壁，日夜奋战。水库修好了，简易机场建成了，几百公里的公路横贯戈壁，十万多平方米的营房拔地而起……
当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国防工业调整期间，上级机关的干部来马兰说：“机关可先搬到无锡，等国家经济好转了再搞建设。 ”对此父亲却十分固执：“不！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里等。一年不搞我等一年，两年不搞我等两年，中国总要有原子弹！”他鼓励同志们：“现在国家要还债，没钱。我们就坚持在这里，有一分钱先干一分钱的事情。 ”
在那最困难的时期， “以戈壁为家，以艰苦为荣”成了基地全体同志最响亮的口号。车辆少，口粮运不过来，他就和常勇政委一起带领机关人员往返20多公里，一袋一袋往回扛；施工中机械、工具不足，部队就想方设法就地取材，用红柳条、榆树枝自制工具；粮食不够吃，蔬菜供应困难，战士们就挖野菜、采榆叶充饥。父亲有胃病，一饿就疼得难受，吃不下饭，但他仍坚持让炊事员每天用草籽和野菜做一顿饭。每当他外出时，炊事员就悄悄往他挎包里塞几块烤焦的馒头片。
在基地建设中，他与负责工程的张志善和党委、机关部门反复研究，对施工部队提出了“工效高、质量好、安全节约”的要求，制定了建筑施工技术管理制度；在机关、部队开展各项专业技术业务训练，把科技人员送出去学习、进修；向罗布泊地区派出了气象站……迎着重重困难，核试验基地终于在大西北、在大戈壁站住了脚，扎下了根！
立下一个好传统
基地职能不同于作战部队，定位至关重要。父亲组建基地就提出基地要为科学实验服务，为科学家服务。有人说应该是为人民服务。他说：党和政府讲为人民服务，部队讲为打胜仗服务，我们试验基地为科学试验服务也是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基地一开始就养成了尊重科学、按科学规律办事的传统。
父亲深知搞国防尖端事业离不开知识，离不开知识分子。他穿上便衣去大学走访，请专家们指教；一个个地与来报到的科技人员谈话；一次次地动员大学生们：“你们都是国家的‘宝贝’ ，搞原子弹试验要靠你们，你们都要做无名英雄，像无花果一样，结出最香甜的果实，却不让人看见艳丽的花朵！”
他提议，研究所的两位副所长程开甲教授和董寿莘教授按基地首长待遇，给他们配通信员和业务秘书；对科技人员的生活，坐车、吃饭，甚至抽烟，他都一一过问。
有一次，父亲和“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院士在家中接受采访。程院士回忆，当年有一个工程，经他测试离标准差了一点，要求返工修改，但工程已接近完成，部队也很疲劳，如果返工，成本和工程量很大。会上发生了激烈争执。父亲的选择是，承担施工标准不够的责任，同时坚决支持程开甲的意见。谈及此处，程院士眼含泪水，声音哽咽。尊重和担当换来信赖，这种战友情一旦建立，终身不衰。父亲90岁生日那天，程院士送来亲笔写的贺寿条幅：德高望重，一生功勋。程院士说：“张蕴钰是我最尊重、最敬仰的领导，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张蕴钰为程院士写诗赞其：专家学者风沙里，同与战士历苦辛；戈壁寒暑成大器，众人尊敬我称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