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抑郁症”创业者：组建病友社群“兜住”更多人( 三 ) 三年后

任可很能理解他们，因为有过同样的经历。

那段经历对任可来说，就像手握一块烧红的碳，无法摆脱。那时，她常常想起《梅尔罗斯》里面的一句话， “如果不能跳楼的话，要窗户有什么用”——彻底结束生命成了她每天渴求的东西， “反正没救了” 。

2018年初，任可在北京安定医院拿到重度抑郁症和严重自杀倾向的诊断单时，童年那段在传统教育模式下“挨打”的经历，最终被锁定为触发抑郁症的根源。

确诊前几个月，任可睡得越来越少，每天很努力也只能保证两三个小时的睡眠，后来一度产生了自杀的想法。以为是神经衰弱，她去医院挂了睡眠科，没想到被转诊到精神心理科。医生问了诊、开了药，但没有更多时间分给任可，后面的病人已经排起长队。

拿到确诊单时，就像被一桶黑色的油漆从头到脚淋了下去。

确诊后最初的三个月，是任可觉得如果再来一遍，恐怕会撑不下去的一段日子。启动性变得很差，几乎没有办法开启新一天的任何事情，呼吸、喝水、穿衣服都让她感到负累；不敢辞职，不得不包装成一个得体的成年人，努力扮演朋友圈里的自己。

“不管怎么样，我要把这个病治好。 ”和其他抑郁症患者不同的是，任可有着强烈的就诊意愿。但因为缺少必要的疾病知识，任可的依从性非常差，当药物的副作用开始侵袭她的躯体时，她坚持不住了。

她想到去做心理咨询，但医院无法提供长程的心理治疗，也不能推荐任何一家机构，医生建议她“上网搜” 。她开始了漫无目的地搜寻，电话拨通，对面是痕迹明显的推销或是并不专业的情感咨询，真正能帮助她的少之又少。

“抑郁研究所”今年做过一项调查，约四成抑郁症患者和任可一样，因为相关共病或者躯体化症状，比如心悸、肠胃失调、神经性厌食贪食等才走进医院。有数据显示，我国9500万抑郁症患者确诊率仅21%左右，大部分人，包括专业医生，都缺少疾病教育，对抑郁症认知不足。

社群一位西安的患者曾跟任可分享自己的经历，他在母亲的陪伴下去当地三甲医院看病，一位看起来经验丰富的心理科副主任医师接待了他们。他说自己想自杀，医生告诉他，你不是抑郁症，你是巨婴症， 30多岁了还每天躺在家里啃老，你现在跪下来跟妈妈认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