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智库|美国刻意隐瞒了什么？，在科技创新上( 二 ) 目前

以集成电路的发展历程为例。 1947年，贝尔实验室的约翰·巴丁等人成功研发出晶体管。 20世纪50年代，国防部直接资助这一技术的生产工艺研发和“试错”实验，承担了晶体管开发的风险和成本以实现批量生产，半导体的军事潜力得以立即运用。据蒂尔顿的研究，截至1959年，联邦政府资助了该领域研发投入的近25% 。
不仅如此，联邦政府还通过政府采购的形式，支持半导体企业的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一直是美国制造的集成电路的唯一客户。得益于政府采购，很多新的半导体公司纷纷出现，这些新创企业还获取了在该行业的技术领先地位。这一过程，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半导体行业的早期成长和价格下降，并使其逐渐涵盖了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几乎所有产业链环节，为美国成为发展型网络国家奠定了基础。
虽然集成电路首先由美国创造，但到1985年，日本在这一领域实现了技术赶超。为了消灭日本半导体行业的挑战，在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下属的联合半导体研究协会的协调下，美国在1987年组建了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国防部提供5亿美元拨款，为期5年，着重强调未来5年联合开发技术的“路线图” 。 1995年，美国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帮助美国重获制造业领袖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不仅像投资人那样行动，下注于多样化的创新项目的“投资组合” ，还构建保护本国企业、实施政府采购法等成套的政策体系，来扶植本国企业的创新。例如，美国的公立学校是苹果产品忠实的客户， 1994年苹果产品占据了美国小学和高中教育电脑支出的58% 。
为了推进创新，美国还在2012年提出创建“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NNMI)的倡议，计划10年内在全国范围创建15个顶级的制造业创新中心，后又扩大预算，提出创建45个制造业创新中心的主张，以期夺回制造业领袖地位。
可见，半导体的发展、计算机硬件的商业化、互联网的普及等，都取决于政府的长期战略以及有目标的投资行为，特别是政府采购的关键作用。这些政府主导的干预政策，在美国计算机、大飞机、芯片产业和互联网等众多核心技术的原始创新和霸主地位的形成中，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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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干预
可见，近年来，美国在科技创新领域频频舞动政府干预“大棒” ，制裁外国高科技企业，并非偶然或是突然的举措，其内在思路和逻辑也不是“再工业化”所激发的，而是数十年来美国以创新政策为名，实施政府干预实践的延续和升华。
虽然，美国政府不断在各个场合中声称本国没有产业政策，特别强调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的不同，但是，在这种“投资创新，规划先行，谋定而后动”的统筹指导下，美国的创新政策实际上就是产业政策。
换言之，美国工业基础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自下而上涌现的，更不是市场自发的，而是“顶层设计”的产业政策与企业家勇于创新、相互激荡的结果。
正如著名演化经济学家佩蕾斯所分析，美国这个通常被认为最能代表“自由市场”制度的国家，却是在创新领域实施政府干预最多的国家。二战以来，美国政府实施了比官方说法多得多的产业政策，只不过美国政府以“捍卫国家安全”作为幌子，将其产业政策成功地隐形了。
美国为什么能“隐藏”得这么好？英国演化经济学家马祖卡托在其《企业家型国家：破除公共与私人部门的神话》一书中分析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打着“国家安全”而不是“经济表现”的旗号直接从事创新活动，能源部高级项目研究局打着“能源安全”而不是利用国家力量占领科技制高点的旗号开展活动，这些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美国是在创新领域进行政府干预最多的国家”这一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