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枫|他的电影，不适合三观党看( 三 ) 徐枫

而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的人生分成了两面，他的电影和他的日常生活是完全分割的两面，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在他的家庭生活中，他还是一个比较循规蹈矩的人，甚至电影对于比较传统的天主教家庭来说，都会被认为是“声色犬马”的，但他又选择了电影，这么一个活色生香的媒介。
电影《午后之爱》剧照。
他所有的“道德故事系列” ，事实上都是在讲一个男人在面对充满情色诱惑的女性的时候，产生的心理波动，但结局却是在每次波动后，他最后的选择是忠于他的爱情，所谓的“心灵比较契合”的爱情，而放弃了相对具有性诱惑的女性。这是“六个道德故事”里主人公的集体选择，这其实在当时的法国电影中被认为有比较明确的中右翼色彩，到了70年代，侯麦就直接被认为是比较右翼的导演。侯麦确实特别认同“布尔乔亚”小资产阶级的道德和生活逻辑，这甚至跟巴赞挺不一样的，所以对于巴赞来说，侯麦都显得稍微太右一点。
“六个道德故事”或许比较专注于讨论成功中产男性主人公的欲望与道德，但侯麦80年代中后期以后的影片基本可以认为是爱情片了，而他的爱情片主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跟心灵内在有最深刻契合的爱，以及它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更深刻的伦理。
电影《绿光》剧照。
《绿光》的女主角就一直在寻找她内心深处和她心灵最契合的爱，电影讲述了她矢志不渝的追寻，最后获得了一个神迹般的呼应。这部电影对于我们理解侯麦以及他的伦理观、宗教观和情感观提供一个要点，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教的核心概念就是爱，上帝的本体就是爱，这个不是我个人的观点，它真的就是侯麦自己的思考，对于爱和对于爱之本性的矢志不渝的追寻，才会带来跟神性最核心的契合。这一点可以见之于他最后那部影片，《男神与女神的罗曼史》，关于阿斯特蕾和瑟拉多的爱情，里面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内容。
侯麦在中国影响渐增，和“小康社会”有关
雅琴：如今许多文艺青年热爱的电影作品里或多或少都有侯麦的风格和气质，比如洪常秀、伍迪·艾伦，以及前几年的热门电影《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导演卢卡·格达戈尼诺公开说过，侯麦是影响其创作的最重要的一位导演，包括贾樟柯也说过自己被侯麦影响。相比其他的“法国新浪潮”导演更具有“革命性”的影片，侯麦的作品似乎难以在电影史中定位。徐枫老师会怎样解读侯麦的影响？您是否期待中国出现侯麦的继承人？
徐枫：侯麦的影响，其实用一个中国的话，叫作“小康社会” ，与这有密切的关系。当我们的社会相对稳定、富足以后，中产阶级人群大幅度增长，知识阶层也会随之增加，他们的日常生活、情感和伦理问题，一定意义上在全球范围内都会比较类似。每个个体的独立性都会比较强，个体对于伦理的看法也不会过于传统，起码有一定的宽容度。
他们对于个体自由的要求比较高，尤其对于个体思考的独立性的要求比较高，以及这些中产阶级的、知识化的个体对情感的标准要求也比较高，什么样的情感是他要的情感，情感需要和心灵契合到什么程度？这些东西都渐渐开始成为困惑。
电影《午后之爱》剧照。
当我们把所有的条件聚合到一起，其实侯麦的影响渐增并不奇怪，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整个80年代，我们都难以在中国找到对于侯麦有认同的导演。要到90年代中后期，甚至是2000年以后，我们对侯麦的兴趣才在观众中大大地发展起来，这确实是跟社会的语境有密切关系的。
前些年，我自己监制了一部电影叫作《星溪的3次奇遇》，竹原青（邓筱溪）编导。我有一个法国朋友，法国著名的电影理论家，她说这个电影非常好，但是它跟中国电影的关系在哪里？我说这个关系就在于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知识型的中产人群大大增加了，而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的，所以它跟中国生活有这样的一个重要关联。因为当我们的生活走到这一步以后，对个体的独立性、独立思考能力和个体自由有需求，对情感的品质有了更敏锐的感受，就会出现这样的电影。
《星溪的3次奇遇》宣传海报。
我们在法国跟侯麦一起共事，他的同事们说，侯麦是唯一的一个从始至终保持了新浪潮理想的导演。什么理想？就是当年《作者策略》里所讨论到的，所谓的“电影完全来自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的故事” 。侯麦拍的是一种日记体的电影，甚至是自传型的电影。这样的影片在特吕弗早期作品中是有的，但是到后期就完全不是这样了，他的作品会更加戏剧化，甚至是更加类型化。而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保持这个特点的正是侯麦。侯麦一直不是法国电影中特别主流的导演，起码在商业上不是特别主流，但他确实是艺术电影中的主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