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枫|他的电影，不适合三观党看( 二 ) 徐枫

电影《夏天的故事》剧照。
所以中国观众，甚至电影人其实都不是特别容易在八九十年代去了解侯麦。中国电影其实在文革之前就开始接触到法国新浪潮电影了，比如第四代著名导演张暖忻在195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所以她一直把自己看作新浪潮的同代人。当年《电影艺术译丛》这样的杂志也曾翻译过一些关于新浪潮的文献。
在当时的翻译中，像雷乃这样严格意义上不完全算是新浪潮的导演，都是作为核心来讨论的，戈达尔与特吕弗也是，但是侯麦在当时还不是被讨论到的导演。文革后，被率先讨论的导演也仍然是雷乃、特吕弗、戈达尔、夏布洛尔这些导演，侯麦的作品在当时实际上是知音寥寥。 1985年，中国有一个100部法国电影的回顾展，其中是有侯麦的作品的，但是在观众中还是没有很深的反馈。
电影《沙滩上的宝莲》剧照。
“渣男”“绿茶”“劈腿”“出轨” ，都是侯麦电影里基本的人物关系配置
郝汉：侯麦的唯一话剧作品《降E大调三重奏》如今被搬上了中国的戏剧舞台。想问问何导，这部戏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何雨繁：我觉得自己其实不是那么擅长谈恋爱，但是我觉得侯麦把这一块写得挺透彻，所以我按照他的剧本去忠实呈现，就是我的一个目标。另外，我觉得80年代法国的状态跟现在中国的人和人之间的情感状态，是有比较大的差距，或者说比较大的区别的。
我们纯看这个剧本，如果从一种比较充分理解或者充分感受的角度来讲，它实际上是一个人天然的，或者质朴的纯粹情感感受的表达，但是在我们这边会容易觉得说这个女主人公就是一个“心机婊”或者“绿茶”的状态，这里面的差异是挺有意思的。
对于法国人而言，她其实是没有那种心机的，是自然的情感流露。但中国人会从这个角度去想。所以，我在排这个戏的时候，我对演员的要求也是说，不要把这个东西理解成是不是有什么利益在里面，我尽量地让演员首先去理解，然后再慢慢内化，想要让观众看到的是一种比较天然的，而不是一种心机、操弄方向的情感故事。
《降E大调三重奏》剧照，亚飞摄。 /鼓楼西剧场提供
郝汉：我在看一些关于侯麦电影二创的时候，或者看侯麦电影的时候，弹幕上都是“男人都是这样吗？” ，就像何导刚刚讲的，中国观众看侯麦的话剧改编作品，可能会觉得女主人公是“绿茶”或者“心机婊” 。有句开玩笑的话说，在侯麦的电影里，男女主人公不是在偷情，就是在去偷情的路上，而且按照今天的标准看都是“渣男、渣女” ，比如说劈腿、出轨，都是常见的侯麦电影的人物关系配置。
虽然有这些看似“狗血”的配置，但侯麦的电影其实在内核上往往有超乎国产电视剧的非常严肃的道德内省，每一个主人公都有一套自己的道德观念，他依据自己的道德观念行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这些信念受到一些挑战或者诱惑，这构成了他的戏剧性。侯麦电影里的主人公往往在广泛意义的道德概念上都是颇有瑕疵的，我们可以接着聊聊侯麦式的道德，它好像不是我们通常的、想当然的挂在口头上的道德。
徐枫：现在常常会有些小姑娘聊起来，她们比较喜欢说“这个男的特别渣” ，就是说他可能跟女朋友好了六七年以后，移情别恋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对于男性没有特别高的预期，我总觉得，这好像不是特别奇怪的事情。而且如今在7年之内，我们会认为如果一个人发生了一些移情别恋的或者情感波动的状况，就已经可以把他/她们叫做一个渣男/女。
我觉得所谓的道德，它在法语里的意思和中文里的意思本身的差异倒不见得会那么大，但是不同时代的语境带给我们对这个词汇的认识差别比较大。不同的时代、社会甚至不同的群落之间，对这个词汇的认识都会有不同。
电影《午后之爱》剧照。
其实侯麦的“六个道德故事”系列在新浪潮作品里是属于比较保守的作品，哪怕在他自己的作品里，或者说整个电影史的评判中，都被认为是观念比较保守的作品。
《电影手册》杂志在1950年代，在法国整个文化版图中，它本身就是相对偏右的，有一个原因是安德烈·巴赞本人是一个天主教徒，所以从宗教观来说，他比较右翼。但安德烈·巴赞本身又属于天主教的左翼，是有比较强的底层关怀和社会正义意识的批评者。而侯麦则不一样，侯麦也是天主教徒，而且从内在来说，他一生都比较明确地维持了天主教徒的基本世界观，他的墓地就是在蒙巴纳斯墓地，他写的名字是莫里斯·谢赫，他的墓碑上面是有一个十字架的，说明他的家庭环境是一个天主教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