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疫情致中国新增返乡留乡农民工超800万人，如何保住他们脆弱的生计( 三 ) 就业|新冠疫情|财经|农业农村部

在部分研究者看来，尽管受到疫情影响，选择回流人数在增多，但长期来看，外出依然会是大部分农民工的选择。主要是因为流出地机会相对有限，未来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潜力不同导致收入差一直存在。
叶兴庆则指出：面对全球疫情，中国提出了国内外“双循环”的发展新格局，要求重点转向国内大循环，其中关键就是实现城乡之间的循环。在这一政策背景下，未来农村的发展机遇会更好。 “近年来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使得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发展，乡村吸引力增强，返乡就业创业人员增多，人员流动趋势从以前的乡村到城市单向流动，变为城乡双向流动。 ”
随着疫情逐渐受控，经济加速恢复，仅在7月份，就有三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及相关话题：29日推出了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系列新举措，助力保就业保民生；22日提出鼓励个体经营，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从事个体经营的，按规定给予担保贷款、税收优惠等支持；15日提出加大对创业创新主体的支持，政府投资的孵化基地等要将一定比例场地免费向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提供。
8月7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人介绍称：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农民工外出务工的规模在逐步恢复。截至二季度末，农民工外出务工总量达到1.78亿人，已经恢复至去年同期的97.3% 。但农民工就业形势还面临一定压力，为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15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当前农民工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
整体而言， “保障农民工就业的一个重点就是保住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这需要有完整的产业链。近期产业链因为疫情和国际形势，面临着许多问题，需要用双循环的思路，完善产业链，恢复生产，才能确保就业，特别是疫情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复工复产。浙江疫情后很多工厂把农民工接回来，但因产业链不畅，例如上游原料和下游市场未恢复，也无法开工。 ”浙江大学卡特中国农村家庭调查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龚斌磊对《财经》采访人员指出。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智库研究与信息部部长郑宇劼则认为：从就业的角度来说，中国人口众多，不可能都去搞高科技产业，也需要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 “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是加快形成“双循环”的一部分。 ”他对《财经》采访人员称。
就未来解决进城农民工的工作与生活的宏观背景而言，前述7月2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则提出：要针对大量农民到县城居住发展的需求，加大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完善县城交通、垃圾污水处理等公共设施，建设适应进城农民刚性需求的住房，提高县城承载能力。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中国的县和县级市数量分别为1494个、387个，二者共计1881个，约为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数量（967个）的2倍。从经济体量来看， 2019年县及县级市GDP体量为38万亿元左右，占全国GDP的近五分之二。今年以来，高层多次强调要加快县城补短板，发挥县城的关键作用。
这也意味着，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农民进城的过程中，县城或将成为重要载体。以日本经验来看：1945年时，日本的城市化率只有27.8% ， 25年后提高到72.1% 。为解决“打工者”的住房问题，日本建起了“公团住宅”和“公营住宅”等利用公共资金建设的公共住宅。而从20世纪60年代初推行的“地方分散”计划，使人财物从大城市反流回地方，就近就业，就地城市化。
此外，协作者中心亦指出：农民工家庭的脆弱性其实先于新冠疫情而存在，且在疫情之后依旧存在，在脆弱性的背后，既有个人意识和能力的问题，也有长期的制度性缺失问题，需要持续性、系统性地介入。有三点值得反思之处：一是非典以来，经过17年的发展，农民工群体依旧脆弱；二是农民工问题其实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社会转型产生的各类问题在该群体身上的综合反应，需要系统性地改革，而针对该群体的任何改革努力，都将惠及整个社会；三是本次疫情再次反映了任何一个组织都无法独立应对灾害，灾害管理必须做好多方参与，联防联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