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疫情致中国新增返乡留乡农民工超800万人,如何保住他们脆弱的生计( 二 )
除此之外 , 《财经》采访人员此前采访的数位在深圳的河南农民工亦表示:子女是他们希望在城市里打工的原因之一 。 因深圳对外来务工者的公共扶持力度相对较多 , 孩子上学的困难也没有像其他城市那么大 , 毕竟不太会拆学校撵孩子走 , 比农村的教育质量要好一些 , 孩子的见识也多 。
但除此之外 , 受制于公共服务均等化仍存在短板等原因 , 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随迁儿童 , 本地升学难(无法在本地参加高考)、费用高依然是农民工们所难以克服的问题 。 城市规模越大 , 升学、费用和高考问题越突出 , 在5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这些问题更加显著 。
前述协作者中心是中国成立最早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之一 , 也是民政部第一批全国社会工作服务示范单位 。 该中心的相关调查可与上述数据进行佐证并提供新的视角 。 例如:68.17%的农民工家庭主要劳动力打工月收入低于4000元;68.49%的农民工家庭年度总收入低于6万元;49.20%的农民工家庭存款 , 不足以维持2个月以上的家庭生活;71.38%的农民工家庭不了解社会保障政策 , 53.70%的农民工家庭主要劳动力的雇主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 。
其之所以关注农民工家庭 , 是因为进入21世纪以来 , 农民工群体的构成正在由单身外出务工向家庭式迁移转变 。 而对于受调查的农民工家庭来说 , 其对当下生活最关心的内容则依序为:子女教育(64.95%)、工作就业(55.31%)、生活(53.05%)、健康卫生(42.77%) 。
在正常状况下 , 农民工家庭相对于单身打工者在城市就业与居住更加稳定 。 但这也意味着流动成本更高 , 生活压力更大 , 应对风险的能力更弱 , 在防疫、生计安排、子女教育、劳动权益、社区接纳、服务获得等方面 , 其个性化需求很容易被忽视 。
值得注意的是 , 相关个案访谈也发现:外出打工是造成符合社会救助标准的农民工家庭难以获得社会救助的原因之一 , 因为回家成本高、家乡缺少关系、需要花钱托关系等因素 , 导致回老家办理困难 。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有可能演变为对已经处于高脆弱性的农民工家庭生计的致命打击 。 疫情之下 , 他们的处境无疑是雪上加霜 。 ”前述报告指出 。 为此 , 从2020年1月22日起 , 协作者中心启动了“农民工抗疫救援行动” 。 该行动参考了能力与脆弱性分析框架(Capacities and Vulnerabilities Analysis-CVA) , 该分析框架认为 , 长期而言紧急救援应以增强人们的能力、降低他们的脆弱性为目标 。
如何帮助农民工
农民工群体如何稳定就业与生活 , 已成为各级政府所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 , 相关措施亦纷纷出台 。
与2月份疫情高峰期的6.2%相比 , 6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7% , 情况出现逐渐好转迹象 。 不过 , 调查失业率是通过城镇劳动力情况抽样调查所取得的城镇就业与失业汇总数据进行计算的 , 如果农民工失业回乡 , 就很难被统计到 。
在多重压力之下 , 据农业农村部近期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中国新增返乡留乡农民工超过800万人 。
“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较低 , 也是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 他们的劳动报酬较低 , 就业不稳定 , 社会保障不完善 。 考虑到农村流动人口在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人口比例高达43% , 所以必须提高该群体就业正规性和稳定性 。 经济形势不好时 , 流动人口可能返回老家 。 所以这部分人口的就业情况无法在官方的统计指标中得到充分反映 。 ”近些年来主要从事劳动经济学领域研究工作的暨南大学经济学院与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此前在接受《财经》采访人员专访时曾指出 。
3月底 , 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曾联合印发《扩大返乡留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规模实施方案》 , 提出要加强农村劳动力就业政策扶持 , 扩大返乡留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规模 , 努力实现全年促进农民工就业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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