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谷雨丨73岁日本人住在武汉，十年开两家店，月薪只领3300元武汉|日本|旅游|美食|疫情|农村|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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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时间里，他习惯了一个人过日子，有客人偶尔会看到他在店门口抱着一台破旧的录音机，磁带里播着昭和时代的日本歌曲，目光空茫，望向远方， “我以前一直独居着，过了60岁也一直是这样生活着。我想我到死之前应该也会是这样的生活吧。 ”他说。
人生的陪伴本就不多，现在又失去了一个
咖喱死了，和它9个刚出生的孩子一起。岛田孝治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愣了一会儿，停在了村里的小山坡上，五官挤在一起，表情痛苦，几欲落泪。
那是一条灰色的、看不出品种的流浪狗，毛卷而长，有点像雪纳瑞。今年8月，在生完9只颜色驳杂的小狗之后，它体力耗尽，没了气息，一窝小狗没奶吃，也相继断了气。从今年1月底到五月，岛田和这条狗形影不离，武汉封城期间，他们被困在了武汉东南郊区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江夏区联盟村。他不会说中文，村子里人口稀少，能和他交流的人就更少了，在空无一人的山路上，他身边总是跟着这条灰狗，他年纪大了，步履有些迟缓，灰狗活泼跳跃，总在前方等他。
“对我来说，咖喱的生命跟人的生命一样，我原本以为它至少还可以活个10年，还能够经常看到它。 ”岛田对我说。
对于这位73岁的日本老人来说，人生的陪伴本就不多，现在又失去了一个。他在武汉已经住了10年，开了两家名为“顶屋咖喱”的日料店，卖23块钱一份的日式咖喱饭。他没有结婚，也没有子女，头发稀疏而灰白，背略微有点驼。熟客常能看到他穿着绿色格子衬衫坐在店门口抽烟，那件衬衫已经穿了30多年，上面有细小的烟洞。精神好的时候，他会操着蹩脚的中文欢迎和送别客人， “谢谢！”“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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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胡丹
店铺晚上十点关门，他会骑着一辆红色的老旧电动车回到自己租的住所，一个二十平米的小房间，位于一所大学的教职工宿舍小区。房间由车库改装而来，门直接冲着小区的围墙。屋里没有窗，白天也是昏暗的，让人感觉潮湿阴冷。家具很简陋，一张三四十厘米的木板搭起来，就是厨房，上面胡乱地摆着方便面和调料。案板旁边是镜子和水池，是他平时洗漱的地方，刷牙杯子已经掉漆，牙刷的毛秃了一半。
屋里没有灯，他拉了一根电线进来，搭在挂衣绳上，吊着一个白炽灯泡，但亮度还是不够，有人来的时候，还得再打开一盏台灯。房间里最多的东西是书，摆满了视野所及的所有家具，大都是关于中日社会经济以及武汉历史的，《武汉市志》《武汉江汉关故事》《武汉巷史》等等，有中文也有日文。在这个拥挤的屋子里，几乎没有外人下脚的地方，大部分时间里，岛田要么坐在床上，要么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看书写作，椅子的海绵已经塌陷，桌上的稿纸密密麻麻，是他最近在写的一本书——《来武汉的日本人》，旁边摆着一个咖啡杯和堆满烟头的烟灰缸。
这个月租700块的小房子，岛田已经住了七年。来看望他的人不算太多，胡丹算是最频繁的一个。她是顶屋咖喱店的店长，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二十出头，细致能干，和我交流的时候也能敏锐地观察到我背后客人的盘子里没了咖喱，招呼阿姨添一点。她在店里工作了6年，岛田不去店里的时候，她会给他打包一些咖喱饭和水果，过来陪他说会儿话。
在胡丹看来，岛田没有太多的物质需求，尽管是店铺的拥有者，但他给自己开的工资是3300块，和店里的服务员差不多，是胡丹工资的三分之一。这个工资十年不变，他的生活也没有太多花销，吃饭基本不花钱，从店里带份饭就够了，每月支出的大头是香烟，但也是最便宜的红金龙，六块五一盒，烟和滤嘴一个月要花掉一千块左右。 “他就是吃饭吃饱，然后有个住的窝，然后有书读，他就够了。 ”胡丹告诉我，她也会给他买新衣服，但他翻来覆去还是习惯穿那些已经有二三十年的旧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