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经济新闻|深圳向新加坡看齐,要先迈过“三道坎”( 二 )


《经济学人》2017年撰文指出 , 自HDB于上世纪60年代成立以来 , 政府总共向其提供280亿新元(1新元约合人民币5元)补助 , 这还不包括HDB通过银行和债券市场筹措的资金 。 财报显示 , 2018/2019财年 , HDB仍有20亿新元赤字 , 比前一年17亿新元有所扩大 。
每日经济新闻|深圳向新加坡看齐,要先迈过“三道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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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组屋 图片来源:杨弃非 摄(资料图片)
这对于深圳无疑是一项巨大的负担 。 张思平就曾指出 , 在以商品市场化为主导的住房制度情况下 , 政府建设的保障房越多 , 其付出的代价越大、成本越高 , 获得的收益越小 , 政府的工作量也越大 。 因此 , 在深圳乃至全国大多数城市 , 政府从根本上缺乏建设保障性住房的动力 。
分配
但提高供给 , 仅仅是提高保障房水平的第一步 。
去年8月 , 《深圳市2018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披露了40起违规违法问题 。
在对保障房的审计中 , 空置问题尤其突出——截至2018年12月底 , 仅盐田区就有225套保障房空置1年以上 , 其中185套甚至空置3年以上 。
回顾过去几年 , 几乎每年都会有类似新闻曝出 , 空置保障房少则数百 , 多则上千 。 但同样有数据显示 , 每年有数万乃至数十万人排队等候保障房分配 。
那么 , 如此大的需求量 , 为何没能与供给相匹配?
几年前 , 有媒体调研发现 , 深圳保障房制度设计存在一定问题 。 一方面 , 保障房申请人群仅限于深圳户籍人口 , 排除了大量非户籍常住人口对住房的刚性需求;另一方面 , 房源流转耗时常常以年为单位 , 政府管理效率限制了保障房的分配效率 。
而在新加坡 , 有一套完整的住房供应体系 。
根据HDB给出的标准 , 申请购买组屋同样需要满足公民或者永久居民的基本条件 。 但自1995年开始 , 新加坡额外推出了一项名为“执行共管公寓”政策 , 用于解决不符合组屋申请标准但又无力承担私人住房的“夹心层”住房需求 。 据媒体解读 , 执行共管公寓具有公共住房和二级市场双重特性 , 政府允许住满5年以上的屋主在公开市场上转售其物业 。
符合条件的申请者 , 亦面临选择困境 。
根据盐田区住建局披露 , 在上述225套空置保障房中 , 有151套房源存在定向分配但未办理入住的问题 。 而时间再往前 , 放弃分配资格的情况屡有发生——低于市场价格的房源没能打动刚需购房者的心 。
宋丁向城叔指出 , 每一个申请保障者都在做比较 。 很多保障房不仅距离市中心较远、交通不便 , 而且还缺少学校、医院等配套 , 保障房事实上并没能提供生活保障 。 此时 , 他们可能就会倾向于选择城中村等小产权房 。
参照新加坡模式 , 有人也曾提出质疑:深圳能否学习新加坡 , 通过更强有力的手段 , 让城中村被保障房所取代?
在宋丁看来 , 这种想法事实上很难实现 。 要改变城中村现有格局 , 涉及多方利益 , 而且还可能进一步对整个深圳的房地产市场造成影响 , 在改造城中村时 , 增加容积率、回迁补偿等后 , 很可能反而会抬高房价 。 换言之 , 需要更有效的方式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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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图片来源:摄图网
规划
远距离保障房并非难以盘活 , 其吸引人的关键在于能否做好规划 。 新加坡“城市规划之父”刘太格曾经说过 , 新加坡的住宅设计 , 不仅仅是提供住宅 , 更是提供社区服务和生活方式 。
在新加坡 , 即便分散布局在23个新城 , 组屋仍受到新加坡人的认可 。 价差是原因之一 , 但更重要的是 , 每个市镇都能够提供生活所需的全部配套 。 在组屋附近 , 往往学校、医院等设施一应俱全 , 几乎不存在弃住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