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富网|GDP增长10000倍！深圳40年来究竟做对了什么？( 四 )

这意味着承认知识产权的价值，直接带来一股以华为为代表的创业潮，也为深圳高科技产业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打下了体制机制基础。
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张思平对此也颇为赞同。他表示，深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为高科技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例如，建立和完善不同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人才服务体系、以高交会为主要平台的高科技交易市场体系、以高新园区为平台的区域服务体系、以华强北为代表的为高科技产业服务的产品配套市场体系。
“正是因为上述全方位的政府体制创新服务体系，才为深圳高科技不断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支撑。 ”张思平说。
不仅于此，深圳已经成为制度创新的策源地，不少制度改革经由此推向全国。据2017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的统计，深圳25年来制定的法规和法规性文件当中，超过三分之一是在国家和地方立法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先行先试，这些法规不仅护航深圳的发展，也为国家提供了参考蓝本。
例如，今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拟新提交审议立法项目29项，包含新制定法规14项，其中，个人破产制度在深圳“破冰” ，科技企业有望实施“同股不同权” ，深圳的立法探索背后，是这座城市改革的底色。
迎来“双区”时代新使命
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之际，恰恰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迎来全面铺开、纵深推进的关键之年。不少学者对如何看待深圳未来的发展进行了诸多讨论。
受访专家认为，在争当全球标杆城市的赛道上，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而持续推进制度创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这是国家赋予深圳的新使命。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科技创新的高地，深圳有着雄厚的发展红利和持续创造红利的能力，理应为中国方案的探索和供给作出贡献，相信这也是中央将深圳设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初衷所在。
郭万达表示，在40年发展过程中，深圳特区虽历经过波折，但“关键先生”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
1992年，随着浦东新区设立，中国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城市的开放新格局， “特区不特论”一度甚嚣尘上，争论直到1995年还未停息。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深圳开始停止登记注册“三来一补”企业，并在“八五”计划中明确提出把深圳建成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和生产基地，再次领跑全国产业结构转型。事实证明，后期全国产业转型大多借鉴了深圳改革经验。
2002年，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文章再次将深圳推上风口浪尖， “产业外迁”一时间成为全国热议的焦点。
深圳开始主动面对新一轮的转型，大力推动“腾笼换鸟” ，在几年间甚至有超过1.6万家企业离开了深圳，转而迎来了一大批创新型科技企业。从传统制造转型升级为智能制造，深圳再一次走在了全国前列。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认为，特区模式可能被别人抄袭，但特区功能不会，其最根本的一点是创新、先行先试。尤其是在经济特区、粤港澳大湾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三区叠加下，深圳仍要继续发挥特区作用，在全方位先行示范。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深圳经济实力、发展质量跻身全球城市前列，研发投入强度、产业创新能力世界一流，文化较软实力大幅提升，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
曾任职于深圳发改委的星河产业集团常务副总裁阎镜予向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人员表示，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可能更多的不只是示范经济发展，而是示范制度改革。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曹文炼认为，中央之所以选择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是基于深圳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发展基础，积累下来的改革经验以及人才和体制优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