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宋元|纵囚归狱，这才是唐太宗千古一帝的气度( 三 ) |千古一帝|气度|

唐太宗通过弘文殿辩论，采用了魏征等人建言的“教化治国”主张，即全面按照儒家的“王道”理想社会进行实践。为此尊儒崇经，刊定《五经正本》；偃武修文，营造安静社会以利农事；大兴礼乐，将儒学思想散入乡约族训，形成以礼制律、刑外礼内的局面等等。从法律的角度看，人们能够自觉地用“近君子、远小人”的儒家规范来约束自己，即是强制性地按律令条文被动执行的更高级形式。
【隋唐宋元|纵囚归狱，这才是唐太宗千古一帝的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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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在立法过程中，继承与发展汉以来援礼入律的传统，将儒家礼学作为制定与修改律令的指导思想，颁布的《贞观律》中的大多数篇章皆是按礼定律的。后世的《明史?刑法志》指出：“唐撰律令，一准乎礼，以为出入。 ”
具体执法过程中，唐太宗善于从儒家“教化”的角度来深耕，力求突破相对刻板的律令条文，以期达到更好的社会效果，从而深化人们自觉地按儒家规范行事的观念。
贞观初年，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徇私收受他人数十匹绢。是时绢绸诸物可作货币流通，事后不久事泄，长孙顺德的受贿行为被人告于唐太宗面前。长孙顺德系唐朝开国功臣，他还有一个身份，系唐太宗恩爱之妻长孙皇后的堂叔。唐太宗闻讯后，叹道：“顺德果能有益于国家，朕与之共有府库耳，何至贪冒如是乎！”他最终顾念长孙顺德的军功，没有按律治罪，仅在某一日的朝会之上，当众按长孙顺德受贿之绢匹数再赐一回，并让他当殿将绢抱回家中。
这个惩罚其实也很重，试想朝堂之上皆为体面之人，唐太宗这样做就是当面羞辱长孙顺德。
但大理少卿胡演还是不解，问道：“顺德枉法受财，罪不可赦，奈何复赐之绢？”
唐太宗的回答也很干脆：“彼有人性，得绢之辱，甚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兽耳，杀之何益？”他如此处置长孙顺德，是想藉此激发人们心中的儒家道德之念，虽针对长孙顺德，又“教化”他人。
《资治通鉴?唐纪十》中记载了一个故事：“贞观十二月辛未，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 ”说的是唐太宗看到死囚名册，有了怜悯之心，就让死囚出狱回家团聚，到来年秋决时再自行回来就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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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故事早在《旧唐书?太宗纪》中是这样记载的：“亲录囚徒，归死罪者二百九十余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后应期毕至。 ”明确唐太宗放归死囚二百九十人，且来年秋末时全部回来就死。欧阳修在修撰《新唐书》对此存疑，为此写了一篇文章《纵囚论》质疑唐太宗的行为，《新唐书》书成后仅用“虑囚，纵死罪者归其家”来表述，没有相关细节。但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时采用了《旧唐书》的说法，相信治史严谨的司马光在当时还有其他旁证，则唐太宗的此次纵囚行为是真实的。
欧阳修不否认这次纵囚事件，但认为此奇迹是唐太宗与死囚相互揣摩对方心理的结果：唐太宗认为他们必感皇恩浩荡按时回归，而囚犯则怀有回归可以被赦免的心理，并非德化的胜利。其实欧阳修在这个问题上失于狭隘了，他没有研究唐太宗“教化天下”的决心。自弘文殿辩论决策，至今已满六年，此时国内安定，百姓家富乐业，儒家道德渐入人心，唐太宗于是饱蘸人文关怀，给予这些死囚人生的慰藉，从而使天下人更知德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