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宋元|纵囚归狱，这才是唐太宗千古一帝的气度( 二 ) |千古一帝|气度|

克制己欲自觉守法
皇帝“朕即天下” ，国家的最高立法权和司法权都集于其手，依自己的喜怒行刑是很常见的。唐太宗固然也有肆意的时候，但能很快返回正路，认为“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 ”自觉地将自己的皇权归入国法规范之中。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某县令裴仁轨犯了轻罪，但唐太宗盛怒之下要处以斩刑，殿中侍御史李乾佑上疏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于上，率土尊之于下，与天下共之，非陛下独有也。仁轨犯轻罪而致极刑，是乖昼一之理。刑罚不中，则人无所措手足。 ”殿中侍御史系御史台殿院从七品官员，却敢于直言“法令者……与天下共之，非陛下独有也” ，这份勇气委实可嘉，善于纳谏的唐太宗最终收回成命。
大理寺是唐朝最高司法机关，唐太宗任命公直的戴胄为大理寺卿。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为了杜绝科考舞弊，下了一道“令其自首，不自首者罪至于死”的敕令，应选的柳雄隐瞒了伪造的资历被发现，经大理寺判决，戴胄按照正在施行的《武德律》将其断为流刑。唐太宗闻讯大怒，两人有了一番激烈的争论。
唐太宗声色俱厉：“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
戴胄坦然解释：“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 ”
戴胄首先强调皇帝的敕令是即时而出，应当小于国家的法律。又转而强调国家法律为大信，而敕令反为小忿，两者并非对立，皇帝若能忍小忿，则是布大信于天下。唐太宗闻言转而欣喜道：“卿能执法，朕复何忧！”
唐太宗非为圣人，一样有喜怒哀乐，但他勇于纳谏，手下又有一帮守正善谏的臣工，所以能够克制己欲，按照国家法律办事，成为君王的守法楷模。在他的倡导下，贞观初年良吏辈出且执法公平，形成了“法平政成”的局面，《旧唐书?良吏传序》赞道：“太宗皇帝削平乱迹，以是人知耻格，苏尚贞修，太平之基，率由兹道。 ”

本文插图
历朝历代，许多皇帝蔑视国法，极力放大皇权，对皇族或外戚徇情枉法。隋炀帝时，其近臣依皇帝的喜怒断案，欲罪则罗织罪名；欲放则避重就轻，法司奉承炀帝废法卖情，炀帝鼓励法司承旨办案。他们如此徇情枉法，国家虽有完善的立法，实际上已是废法，很快就会激化阶级矛盾。唐太宗认真地总结了前隋的教训，他严于律己，也不放纵皇族亲戚。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太子李承乾谋反案发，洋州刺史赵节参与其中，按律当死。赵节是唐太宗姐姐长广公主的儿子，长广公主含泪向唐太宗求情，希望能够赦免儿子的死罪。唐太宗摇头不许，说道：“赏不避仇雠，罚不阿亲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违也，以是负姐。 ”
唐太宗自己守法，并告诫群臣道：“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宁，自身常得欢乐。 ”可见唐太宗的守法目的并不十分高尚，即盼望如此做可使李家政权长治久安，于是整个统治集团可以“长守富贵” 。虽如是，立法宽仁、执法公平毕竟可以使“百姓安宁” ，客观上促使了社会和谐，百姓安居乐业，这也正是贞观法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成效卓著的根本原因。
追求道德约束的境界
曾经有一个时期，人们对“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说法质疑：为什么会有两种标准治国呢？质疑的人们将这两种说法对立起来。事实上，它们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融的，即“以德治国”是“依法治国”的升华版。早在唐朝贞观时期，贞观君臣用他们的实践诠释着“以德治国”的内涵，这个“德”即是儒家思想的道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