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宋元|纵囚归狱，这才是唐太宗千古一帝的气度 |千古一帝|气度|

据《周礼?秋宫?司刑》记载，夏朝作为中国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已有刑罚出现，总称“禹刑” ，标志着夏代法律制度的产生。自此开始，中国古代法律制度脉络清晰，特点鲜明。历史到了唐代，史称“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 ， “审慎周详”的贞观法制成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刑法典范，所以能够达到如此高度，与雄才大略的唐太宗的法治思想是分不开的。
“宽仁慎刑”的立法宗旨
隋末暴政，律法彻底沦为维护君权的高压工具，遂使百姓怨嗟，天下由此大溃。李渊父子亲眼看到这场巨变，深知隋末君臣严重破坏成文法、滥用刑罚对失去天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取得政权后，李渊当即下令废除隋《大业律令》，以“务在宽简，取便于时”的原则刊发新律令，即《武德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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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夺得了皇位后，就治国原则问题在弘文殿组织了一场精彩的辩论。以封德彝为代表的老臣建议采用“秦任法律，汉杂霸道”式的治理方法，唐太宗没有听从，最终采用了魏征以宽仁教化治天下的主张。魏征认为， “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 ，若国家选用了这样一条治国道路，就应该“慎刑恤典” 。
刑法之于国家的精神，在于明正一些基本的秩序规则使人遵守，成为一种基础的契约。若刑法立法严峻，又执行失措，极易形成“宪章遐弃，贿赂公行，穷人无告，聚为盗贼”的局面，于是“违天害民，专峻刑法，杀戮贤俊，天下兆庶同心畔之” 。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正月，唐太宗任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本着“意在宽平”的原则厘改法律。他们以隋代《开皇律》为蓝本进行损益，使问世的唐律较之前代简约许多。以死刑条目为例，新律较之《开皇律》减斩刑为流刑九十二条，减流刑为徙刑七十一条，并废除鞭背酷刑与断趾等肉刑，将二千余条的《开皇律》删减为七百条的新律。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正月，新律诏颁全国，是为《贞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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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律》集众律之大成，经诸名流裁酌损益，可谓“审慎周详” 。唐太宗还注意到之前律文互出，使“执法之官，缘此舞弄” ，极易形成司法漏洞，遂告诫立法者， “宜令审细，毋使互文” ，使法令整齐划一；又修订了一系列的法令，有令、格、式三种类型，与《贞观律》相辅而行：“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规物程事”（见《唐六典?刑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在立法过程中，得到唐太宗多次指示，如“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可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 ”这是强调若法不稳定，律文多变，使人心多惑，无所适从，所以立法者要审慎而行，不可轻立，既立之后， “必须审定，以为永式” 。
立法的目的在于规定一些秩序，从而引导人们依序而行，不能侵害他人的利益而益自身，更不允许刑罚泛滥。还以死刑为例，自北魏开始至隋朝，律令中皆有处决死囚三覆奏的条文，即全国死囚处决权归皇帝批准，并需覆奏三次批准后方可执行。隋炀帝破坏了这条成文法，将杀人权下放到州县，以期滥施镇压维持政权，但郡县官人各专威福，不少无辜者冤死刀斧之下，反而促使了隋朝加速灭亡。唐太宗对死罪的处理尤为慎重，除了坚持三覆奏的程序外，还要求处决死囚时，要和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共同议定。这样，由于《唐律》中较之前代大幅度减少了死刑的条文，议决时又无比慎重，到贞观四年，全国断死刑者仅二十九人。尽管这样，唐太宗还不满足，到了贞观五年颁布诏令：“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 ”《贞观律》还对死囚覆奏进行了具体的规定：“死罪囚， ……若不待覆奏报下而辄行决者，流二千里。即奏报应决者，谓奏讫报下应行决者，听三日乃行刑。 ……若限未满三日而行刑者，徒一年， ”对于不遵守覆奏程序规定的执行者，给予流刑和徒刑，体现了《贞观律》的仁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