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唐朝法律的开放，受益于唐朝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开放( 二 )

贞观十九年（646年）回到长安后，受到朝廷的重用，主持国家的佛经翻译工作，前后共译出了佛经74部， 1335卷，平均每年75卷。与以往相比较，唐朝的佛经翻译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佛经的翻译直接推动了佛教理论的研究。以致唐朝出现了新的佛教宗派，即法相宗与严华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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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还与原来的天台宗、禅宗等一起构成唐朝的佛教宗派。这些宗派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论。比如、法相宗提倡“八识”理论，华严宗则主张客观世界的“尘”与主观世界的“心”相结合的理论等等。唐朝佛教文化的发展以唐朝开放为前提，也是这一开放的显现。
唐朝文化的开放既有外来文化输入的一面，也有唐朝文化输出的一面。在日本学者眼里，日本奈良时代后半期至平安时代初期的这段时间里，日本的仪式“逐渐唐化” 。这种唐化仪式产生意义重大，被认为是日本开始“渐渐摆脱了原有的未开化性，日趋文明化。 ”
唐朝仪式的输出主要是通过日本遣唐使学习、带回这种仪式而得到实现。日本遣唐使到了唐朝以后，要参与一系列活动，接触各种仪式。他们从这些仪式中，看到了唐朝的强大与日本的落后。 “不管是否情愿，他们（遣唐使）都清楚地看到了在以唐皇帝为中心的东亚世界中日本的具体位置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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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们努力学习唐朝的各种仪式，带回日本，使其本国化，新产生的日本仪式便是一种唐化的仪式。这种唐化仪式的推行，使日本获得进步。 “仪式的唐化意味着日本社会逐渐从原有的以神话与巫术性意识形态为支配思想的时代之中脱离出来。 ”不仅如此。
日本还试图通过学习和吸纳唐朝的文化与制度来“试图构筑以天皇为中心的小中华帝国” 。 ““可见，对日本来说，唐朝文化输出的作用很大，使日本的历史翻开新的篇章。
唐朝经济、文化的开放
唐朝的经济与文化都是唐朝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开放会引起唐朝社会的变化，并要求唐朝的法律也作出回应，以适应唐朝社会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唐朝的立法者也确实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这种要求，着手制定具有开放性的法律，作出相关的回应。事实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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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颁行的法律中，无论是律、令、格、式，还是诏令，都含有开放性的内容并回应了开放而出现的各种问题。唐朝开放的法律内容因回应开放的不同需求，也有所不同，大概可以分为这样四类∶第一类是吸收了外国的法律规定。
唐朝开放以后，就会有中外法律的交流，既有唐朝法律的移植，也会有外国法律的移植。在外国法律的移植中，较为突出的是“断屠月”的规定。它来源于佛教，是印度宗教法中的一个规定，被唐朝法律所吸收，定名为“断屠月” ，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中，唐律把“断屠月”纳入“秋冬行刑”制度，使这一制度的内容更为丰富与完善；唐诏令则把“断屠月”作为一个独立的单行法律，还把断屠的范围扩大到一些动物。在中国原有的法律中，并无“断屠月”的规定，是一种外国法律移植后唐朝化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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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历史】唐朝法律的开放，受益于唐朝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开放】第二类是对外国人之间在唐朝犯罪适用的法律原则作出了规定。唐朝开放以后，许多国家的外国人来到唐朝，其中既有亚洲人也有欧洲人等。外国人之间也会相犯甚至构成犯罪，而犯罪的行为手段、结果等也会各种各样，不尽相同。为了解决外国之间的犯罪问题，唐朝法律作了原则性规定。唐律在《名例》中设置了“化外人相犯”条，专门来应对这类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