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光明日报》|在抗击疫情的道路上人类需要更多的共同担当( 二 ) 【光明国际论坛对话】房格劳（HeinerFa

2.对他者污名化比瘟疫本身更可怕
李雪涛：面对瘟疫，某些人一直在寻找替罪羊，在新冠病毒方面，我们明显感觉到最初西方媒体攻击的对象是中国和中国人。而之后欧洲人又被怀疑将病毒带到了印度、美国等地。作为医学史和医学伦理学的专家，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从什么时候开始，某些人将传染病的罪责归于某一特定的族群？
房格劳：我认为这种将罪责归咎于某一族群，并对某一民族进行污名化的做法，可能会涉及任何一个民族。但诸如新冠病毒一样的病毒，是无法控制的。在一些德国公众的观念中，他们认定大部分的瘟疫都来自东方，因为那里是陌生的异域，是西方世界的他者。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他者常常是拉美地区的人，这些人是美国人偏见的对象。一旦这样的族群被找到之后，人们便与之“划清界限” 。被污名化的民族，总是边缘化的他者。其实这种做法从有文字记载瘟疫的历史以来，都是如此。人们不断寻找瘟疫的来源，并将视角转向了“他者”——那些所谓的外来者。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14世纪鼠疫在欧洲大流行期间作为基督教信众的欧洲人对犹太人实施的大屠杀，当时人们认为这场瘟疫是犹太人犯下的罪恶，他们被指控在井里投了毒。人们总是认为，瘟疫是从外面传来的，这一观念跟瘟疫一样顽固。
李雪涛：这种将污名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的做法，实际上是非常卑鄙的。
房格劳：是啊，在与瘟疫打交道的过程中，对他者进行污名化，这涉及对某一民族的刻板印象，目的是与他者划清界限。至于传染病，有些人会将传染源指向他者，以否定与自我相关。仿佛只有将罪责推卸给了他者，才能感到精神和良知上的轻松，同时也赋予瘟疫本身以意义。可悲的是，人们常常是以污名化他者的方式给予自身以安慰。西班牙大流感期间，德国方面认为流感是协约国的殖民军带来的，因为他们住在拥挤狭窄的营房之中；而从协约国传出的说法是，病原体来自德国的实验室。
李雪涛：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很容易发展为文化偏见，而这种固化了的价值观很难在短时间内予以消除。污名化很可能会一代一代传下去。
房格劳：污名化持续的时间可能要比瘟疫本身更长久。举例来讲，心理分析学家曾经尝试着对一些受到污名化的人进行心理疏导，告诉这些人其实污名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但这些尝试大部分都以失败而告终。这当然不仅仅局限于瘟疫。在集体思维模式中，污名化与刻板印象已经成为一种传统，通过童话、小说、电影或流行文化得以不断传播。只要思考一下任何一个具有负面内涵意义的身体特征或某一种疾病，就会明白，刻板印象的所谓“附着性”是多么顽固。大腹便便的胖人一直都是偏见的对象，这种偏见早在16世纪宗教改革之前就已经形成：这些人放纵自己、懒惰，即便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面对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以往的偏见依然在起着作用。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有些疾病被浪漫化，而另外一些则被丑化：肺结核就曾经被认为是死亡与疾病的理想化身，而梅毒和霍乱则被认为是反面的典型，它们成了丑闻的代表。
李雪涛：您如何来估计新冠肺炎疫情在社会中可能会产生的影响？
房格劳：我们一定要注意，其实对瘟疫的恐惧已经深入到了我们人类的内心，即便在传染病不断下降的工业国家也不例外。正如我在一开头提到的，我们所亲历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瘟疫是一百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不过，作为时间单位，一百年对于整个人类的历史来讲，并不算什么。
李雪涛：瘟疫会改变我们的习惯，在瘟疫面前人类再次感到自己的无能为力。人类已经很久没有经历此类大规模的灾难了，我们不仅感到生命的脆弱，也感到了我们的社会是多么脆弱！
房格劳：从负面来看，新冠肺炎疫情使我们看到了我们人类文明潜在的脆弱性。如果我们看一下媒体对于欧洲新冠肺炎疫情初期报道，就会看到意大利人被污名化，德国最西部的小镇海因斯贝格也不幸成了德国媒体的焦点，电视中到处是抢购手纸和口罩的民众……所有这些都显示出我们社会伦理的脆弱。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看到，大家都在担心着家人的安全，孩子们通过视频跟爷爷奶奶对话，大流行病也向我们展示了为人类带来勇气和希望的一面。从启蒙和理性方面来看，在这一特殊时期，人们比以往更愿意接受他人，相互之间也表现得越加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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