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多于本部内升用是明代吏部司官选任与迁转的最大特点

前言
明代吏部作为“铨衡重地” ，其“礼数殊异，无与并者” ，实为六部之首，在国家机构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吏部职司文官选任与管理，具有特殊性，故其所属官员的选任与迁转也有别于其他机构官员。
其中，吏部司官即吏部四司郎中、员外郎、主事，是明代吏部官员的主干和中坚力量，其选任与迁转特点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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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特点早在洪武七年（１３７４）正月就已确定，时“吏部奏主事员多，欲以主事王性改任户部” ，明太祖不准，并称：“自古设官分职，以理庶务，政有烦简，故官有多寡，当因时制宜，岂得尽拘一律乎？况初入仕者政非素习，必久而后通。
今未满考而遽迁之，使所施者非所习，事何由治？职何由称哉？自今六部官毋得轻调，如有年劳者，就本部升用。 ”由此奠定吏部司官多于本部内升用的基调。天顺元年（１４５７）四月，吏部对此重申：“两京六部等衙门缺郎中、员外郎等官，例于本衙门主事等官内推选。 ”
成化四年（１４６８）十二月，云南道监察御史戴用因“各属官资秩相等而升授不同，如吏部主事甫及三载，辄升员外郎或署郎中。郎中未及考满，有升在京堂上或方面正员，而他部官员鲜能及此。
是岂以吏部属官之才行果高于他部之属官？特由吏部自重其衙门，回护其属职，故往往骤迁，爵赏不均，莫此为甚” ，建言“宜敕吏部今后郎中、员外郎有缺，许于各部主事、员外中升调，而吏部主事、员外郎亦调升别部，不许久擅要地。
其郎中有升，务从各部堂上官公同推举，庶升授适均，人知警劝” 。戴用因爵赏不均而要求准许其他五部主事、员外郎可调升吏部。吏部议复：“本部奏准各部属官俱于本部转升，而六部未尝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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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故事】多于本部内升用是明代吏部司官选任与迁转的最大特点】前此部属亦尝有推举侍郎、都御史、通政少卿、布政参政、参议等官者，而六部亦未尝不同。今欲以本部属官与别更相调升，则于例有碍，纷更不便。其推举郎中，合遵今钦依事理，三品堂上官保举擢用。 ”
对于戴用的指责，吏部进行了回驳，但也做出了一定让步，吏部郎中的选任由三品堂上官保举擢用，而吏部员外郎、主事的选任则仍主要由本部官员升用。洪武七年正月以后，吏部司官多于本部内升用的原则是一以贯之的。
特别是文选司作为“铨衡要司，顷来不问贤否，第以次补，仅及一年辄升京堂官。他部即有贤者，俱不得与” 。但吏部司官亦不乏其他衙门升转者。为杜绝官员在各衙门间相互更调，嘉靖十七年（１５３８）曾有诏曰：“内外文职官员吏部铨选之时，务要量材授任，久任责成，不任无故更调，以起奔竞。 ”
但在二十四年九月，吏部文选司郎中刘塾升为通政使司右通政提督誊黄后，却又“诏于各部司属内选有才望者为文选郎中，务在得人，毋循次调补” ，礼部祠祭司郎中高简得以调用文选郎中。
其时，礼部尚书费采曾言：“比者，选司员缺，吏部奉旨从各部推用。 ”《吏部职掌》亦载嘉靖二十五年之前“本部（吏部）司属，旧例于各部访举调补” 。典型者，如由吏部司官迁为验封员外郎者，比例高达９５．３５％；稽勋主事迁出仍为吏部司官者比例也达９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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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应看到，迁入方面，由吏部司官迁为验封、考功主事者比例不高，仅有４３．３６％、６７．２９％。其原因在于，吏部主事是吏部司官中最低阶官员，比验封、考功主事地位略低的仅有稽勋主事，故验封、考功主事多由本部外官员转任或初选官任之。
吏部司官至少有３１７１人次，去掉担任两个及两个以上司官职务者，实际仅有９２７人。而初任吏部司官者，即由其他衙门转任和初选官担任的吏部司官，验封主事有１６９名，考功主事有１３２名，两者之和占到吏部司官总数９２７名的近１／３。
由此即可解释验封、考功主事迁入官中吏部司官比例较低的原因。迁出方面，考功、验封郎中迁出仍为吏部司官者，比例也不高，分别为６６．３１％、６９．４３％。这主要是因为吏部郎中作为司官中的最高阶官员，在本部内迁转的空间十分有限，因此考功、验封郎中有相当的比例升往其他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