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多于本部内升用是明代吏部司官选任与迁转的最大特点( 二 )

此外，若不考虑吏部主事的迁入与吏部郎中的迁出，吏部司官本部内升用的特点，随着司官品秩的升高而愈不明显。据表１，吏部主事迁出仍为吏部司官者共计１０１７名，占到可考迁出情况吏部主事总数１０９６名的９２．７９％；由吏部司官迁为员外郎者共计９４１名，占到可考迁入情况吏部员外郎总数的１０３１名的９１．２７％；
吏部员外郎迁出仍为吏部司官者８４９名，占到可考吏部员外郎迁出情况总数９５９名的８８．５３％。通算吏部员外郎的迁入与迁出官，均为吏部司官者，占总数的８９．９５％；而由吏部司官迁为吏部郎中者有７４４名，占到可考迁入情况吏部郎中总数的８９．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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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吏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在本部内迁转的比例渐次下降，足见吏部司官的品秩越高，受吏部司官多于本部内升用特点的影响越小，仕途上的选择余地也就越大。
吏部司官之所以“周历四司，挨次迁转” ，吏部称“盖有四便：一则备尝诸务，以资谙练；一则随时更调，以济缓急；一则先简后繁，驾轻就熟，且无劳逸不均之叹；一则资序有定，班行不紊，以免凌躐抑处之嫌” 。
但由于明后期吏部司官迁转太快， “一司数月即调一司，初在之官数月始练，比其练习，已更调矣。 ……且司官所以更调者，欲其遍知四司事也。四司之事未遍，而一司之事反不精专，一司之弊反未厘革，则焉纷纷为也” ，弊端日显。
万历三十九年九月，吏部员外郎董应举条上铨政九款，言及司官迁转太速之弊：“官有专掌，则吏不为非。吏部一年便转数次，以一两月之官御盘据久占之吏，吏弊系此山积。周历四司，必更历数月，纵遇有缺，或前序转而后超，或前超而后循，各使行其志而究其用。 ”
这对于吏治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当然，吏部司官在本部内的迁转次序并未固化，尚具一定的灵活性。吏部司官也可以越过某些职务而获得更高阶的职务。比如稽勋主事，有５４名直接改任考功主事，有２０名改任文选主事，分别占到可考迁出情况稽勋主事总数的２６．０９％、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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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跨越式迁转，跨越层级越多，难度越大，数量也越少。以考功主事为例，文选主事为其迁转的第一顺位职务，有２２５名之多，占到可考迁出情况考功主事总数３２２名的６９．８８％。
再以考功主事迁出数量多寡排序，稽勋员外郎有３２名，验封员外郎有２０名，考功员外郎有１６名，文选员外郎有３名，稽勋郎中有１名。这些数字正与以上相应各职务的实际地位呈负相关。
此外，吏部司官在本部内的迁转顺序也可逆转。吏部司官休假或丁忧后起复，在原职务被占据的情况下，也可能出任比原职地位稍低的职务，但在以后的迁转中往往会给予补偿。比如验封员外郎戴时宗，正德十六年（１５２１）丁忧，嘉靖四年复除稽勋，六年直接调文选。
嘉靖四十年验封主事张巽言起补稽勋，然而年内即调文选。这种情况在实际的吏部司官选任与迁转中也不少见。通过文献与统计可知，除吏部司官多于本部内升用且吏部司官在本部内的迁转规范有序外，吏部司官的选任与迁转还表现出一些其他特点，同样富于规律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吏部司官不乏其他衙门转任者，且其他衙门转任者随着吏部司官品秩提高所占比例愈小。以为数最多的别部司官改任吏部司官者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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