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分析宋代耕牛的租借形式，和牛租的收取形式及影响因素

宋代不限制土地兼并，导致土地的流转速度加快，大量土地流入到官府和富家大户手中。他们把土地和耕牛借贷给有需要的农户，让农户在自己的土地上创造价值。农户则依据自然环境和自身的经济实力，选取合适的租借形式。其中自然环境是人力所不能控制的，因此它对任何一个农户的影响效用是一样的。而经济实力则是内在的变量因素,不同个体间的经济状况不同，导致他们的经济行为也不同，所以经济状况就成了农户选择租牛形式的主要因素。
（一）耕牛租借形式
宋代租借耕牛的主要是三等以下的主户和孑然一身的客户，客户本身是“室庐之备,耕嫁之资，当粮之备，百无一有”的群体，在生产过程中他们只能“借人之牛，受人直土，庸而耕者” 。三等以下的主户，他们获得的田地数量有限，并不能供应一家老少的开支， “所养常依于营求，又有两税之徭” ，生存状况比客户强不了多少，一旦遭遇特殊情况，只能依靠救济， “及其遇水旱，行赈给” 。这些人连基本的温饱都难解决，更别提再高昂的牛市中购买耕牛用于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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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向富人借贷成为他们解决耕牛问题的方法， “得田而无以为耕，借资于富人” 。并且小农团体是非常精明的，在做出任何决定时都会深思熟虑。虽然有时是被环境所逼迫，但绝大多数会根据自身经济实力，衡量长期利益和风险，然后做出理性选择，以求获取最大效益。因此，耕牛租赁群体中依据他们的经济实力，可以分为合租和单租两大群体。
合租是指共同耕作主家土地，使用主家耕牛的一种租借形式。采用这种形式的多是客户，他们受雇于官府和富户。而且宋代富户手中控制的客户人数并不比官府少， “今大率一户之田及百顷者，养客数十家” ， “西川四路乡村，民多大姓，一姓所有客户动是三、五百家，自来衣食贷借，仰以为生” 。这些客户自由的一无所有，只能集中吃住在主家，使用主家提供的耕牛和种子。
【【历史故事】分析宋代耕牛的租借形式，和牛租的收取形式及影响因素】关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多数学者多引用苏轼的“募招浮客，分散其中，鞭笞驱使，视为奴仆”说法，认为客户地位很低。但苏轼描写的是四川地区的状况，当地存在庄园农奴制，对这些人的苛刻仅是个别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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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宋代客户地位已然上升，他们和主家形成唇亡齿寒的利益链，乡间农户多数是没有土地的人家，为了生存需要向本地的富户租佃土地， “佃户既赖田主给借以养活家口，田主亦借客耕田纳租以供赡家计，二者相须，方能存力” 。佃户依靠田主养家，田主也需要依靠佃户养家，双方在社会关系中地位虽然不对等，但是在农业生产中双方是一样的,需要各自的扶持。因此，富家大户把耕牛出租出去，是不会过分的苛刻他们。
经济条件较好的三等以下主户，他们有自己田地，只不过是不能够养活自己，需要再租借他人土地。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是否能够保证不耽误自家田地的耕作。冬小麦如果种的早不利于麦苗过冬，种的晚长得苗就小，在合适的时间下种才会有好的收成。然而在合租耕牛的情况下，可能会耽误自家田地的耕作时间。这样稍微有能力的农户，会采用单独租赁的方式解决耕牛问题。这种情况在唐代就存在， “借牛耕地晚，卖树纳钱迟”,“泽北村贫烟火狞，稚田冬旱借牛耕” ，都是无牛人家租借耕牛的实情。
宋代因耕作技术进步，单独租牛更加普遍。宣和年间官府为了让流民回归家园，借给他们官牛和种子以及农具，要求“责限随带二税输纳” 。既然官府把租牛费用算在税收里面，说明租牛者不是集体在屯田上耕作的人，应该是以一家一户为主的单租租赁户。另外，官府也会把牛租给一些散户， “将各路寄养官牛的一半，许缺牛人户租赁” 。南宋高宗时，临安地区缺牛比较严重，于是官府从福建地区把牛买来，再租给临安缺牛的农户，好让他们顺利的安排农事。真德秀也在《奏乞蠲阁夏税秋苗》中提到单独租赁的现象， “下等农民之家，赁耕牛买谷种，一切出于举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