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辽朝父祖赠官的流变，用学术理论来解释，应该怎么理解？

引言
辽朝父祖赠官的流变，用学术理论来解释，应该怎么理解？——首先，官员、后妃、高僧的父祖因后世子孙的显贵而推恩追赠官爵，即父祖赠官。由于辽朝父祖赠官的记载较少，而且一些官员的赠官来源不详，导致分析父祖赠官的难度较大。父祖赠官之制萌芽于两汉时期，经历魏晋南北朝的发展，降至唐、五代时期渐趋完备。父祖赠官的主要对象是官员和后妃两大群体。此外，大德高僧、平民、将士等群体亦可凭借对王朝的特殊贡献获得推恩父、祖的荣耀。
一、官员父祖赠官概况
官员的父祖赠官可追溯至东汉末年。公孙康割据辽东，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 “追封父延为建义侯” ，公孙康僭越礼制，未得到皇帝的允许，擅自赠父侯爵。曹操封魏王后，推恩追赠曹仁之父， “追赐仁父炽谥曰陈穆侯，置守冢十家” 。官员推恩追赠父官最早出现于曹魏时期，王豹因子王基的功劳获赠北海太守的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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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祖赠官制度在南北朝政权中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据学界的相关研究，北魏、东魏、北齐时以贵臣或幸臣为赠官对象，北魏赠及父官内容多元化，多以将军号加刺史号为主体，品级差异较大。
北周赠官对象转入以勋业为主，几乎没有一个幸臣。赠官内容中勋官几乎充斥整个赠官主体，并且向多赠化方向发展。隋代的赠官对象仍以勋业为主，地方官职为赠官的核心内容。唐代是父祖赠官的成型期。自神龙元年（705）唐中宗亲祀明堂赦文始，唐代父祖赠官开始走向制度化，这种制度化是以诏敕文书的形式来完成的。
《唐大诏令集》记载中宗亲祀明堂的赦文：“内外职事官三品以上及四品清官并中书门下五品、父已亡者并量加追赠。 ”此后父祖赠官便频繁出现于唐代的官方赦书中。
唐玄宗以后，父祖赠官制度基本成型。官员父祖赠官内容由以赠上州刺史为主的较为独立的赠官内容体系，到父祖内容的多元化，最后发展到累赠的频繁，赠官官品呈现高品级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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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期的父祖赠官在因袭唐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五代会要》记载：“按旧制，一品官亡父已上三代，约其子官品第降一等，亡母追封国号，祖母已上第降一等。 ”父、祖、曾祖三代的赠官官品存在等级差异。一般来说，父的赠官比祖高一级，祖的赠官比曾祖高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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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制度化的规定要比唐代节级赠官完整得多，其最迟形成于晋高祖天福二年（937）。五代父祖赠官的发展与完善，为宋代完成制度化奠定了基础。
二、后妃父祖赠官概况
传统意义的“后妃父祖赠官” ，即后妃的直系男性亲属因外戚的尊贵身份推恩获得赠典。后妃的父祖赠官可溯源至西汉的吕后，自此“两汉历代的皇太后、皇后之父都会获得封赠，这已经成为一种定例。 ”皇后赠父官爵印绶之例始于东汉后期，邓香之女为汉桓帝皇后，其凭借后父的显赫身份获赠车骑将军、安阳侯印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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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汉灵帝何皇后在立后的次年，也获得推恩赠父的恩荣。《后汉书》云：“追号后父真为车骑将军、舞阳宣德侯，因封后母兴为舞阳君。 ”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后妃父祖赠官的数量增多，主要体现了皇帝的个人意志，无明显的规律性。后妃的父祖赠官于唐代成为常制，其经历了一个由赠后父到赠太后父祖、赠后、太后祖再到赠后、太后曾祖的发展过程。据学界的相关考证，可知唐代后妃父祖赠官的内容无流变规律可循，赠官模式前期多为双赠，后期多为三公官、三师官。囿于史料的匮乏，有关五代时期后妃父祖赠官的具体面貌不可详考。
三、“赠其父母官”涵义发覆
《辽史》卷十九《兴宗纪二》记载：重熙十年（1041）“八月丙戌，以医者邓延贞治详稳萧留宁疾验，赠其父母官以奖之。 ”此句易产生歧义。因为所谓“赠” ，在多数情况下指对逝者的追赠，在特殊语境中也具有赠赏生者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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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辽兴宗“赠”邓延贞“父母官” ，可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其一，辽兴宗以地方官职作为邓延贞的奖赏，其二，辽兴宗通过追赠父母官爵、邑号的方式，奖励邓延贞的功劳。仔细分析，第一个解释更加符合实际，第二种解释可能对史料存在误解。首先，在中国古代百姓常将治理地方的各级官员统称为“父母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