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王安石与司马光，曾经的好友、主张改革的同仁，为啥会反目成仇？

王安石跟司马光、欧阳修、苏轼一样，都关心国家、心怀百姓，都希望能够通过系统性改革，扭转宋朝后期的积贫积弱状态。而且，他们曾经还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他们之所以走向反目成仇，不是什么人品、道德问题，纯粹是由于在治国方面的思路、线路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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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开国以后，就处于一种“先天不良”的状态：
对外，通过军事渠道拿辽国、西夏毫无办法，只能一方面花钱买平安、一方面豢养规模庞大的军队寻求心理安慰；
对内，由于刻意的重文轻武政策，导致出现了大量需要国家出面供养的文人、官员，而且还呈现出滚雪球一般的姿态。
因此，经过短短几十年，北宋就出现了严重的冗员、冗兵、冗费问题，即所谓的“三冗” ，经济压力巨大，加上吏治败坏、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异常尖锐，许多优秀政治家都提出了改革图强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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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宋仁宗期间，范仲淹就以“参知政事”的身份，提出了革旧除弊的十条举措，涵盖了军事、经济、吏治、科举等方方面面，比较重要的建议包括恢复府兵制、改革科举、加强官员考核。在宋仁宗的支持下， “庆历新政”由此开展。
然而，即使旧制再不合理，但因牵涉到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任何试图对其进行改变的举动都会招致山呼海啸般的反对。因此，范仲淹在位不到一年、改革主张几乎还没有得到落实，就在来自各方面的反对声中黯然离职。
但在随后的十多年间，改革的呼声从未间断，许多优秀政治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改革理论主张，如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事书》、司马光的《论财利疏》、苏轼的《嘉祐制策》等。
而随着年轻气盛、雄心勃勃的宋神宗即位，在他几乎无条件的支持下，另一位政治家开始了一场远比范仲淹深刻而全面的改革，这就是王安石变法（也称“熙宁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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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于公元1067—1085年在位，而王安石变法在1069—1085年期间开展，其核心诉求很简单，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富国强兵。变法的内容极为丰富，涵盖了国家运行的各个领域，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有定位于解决冗费问题、提高财政实力的，包括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均输法等；
解决冗兵问题、致力于强兵的，包括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等；
而贡举法、三舍法等等则聚焦于缓解冗官问题。
由于王安石在入京任职之前，就以在地方的出色政绩名动天下，因此，当他被宋神宗委以重任指出，天下有识之士一度欢欣鼓舞，认为他必将做出一番事业、扭转国家的贫弱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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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许是北宋的问题太过于严峻，或者由于王安石过于急切地想要建功立业，他推行变法的决心坚定、意志顽强，洋溢着一往无前热血与激情。面对那些类似当初范仲淹面临过的反对声，王安石提出了惊世骇俗的“三不足”理论，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
秉承这种思想，王安石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那些即使客观上具备合理性、只是因为视角不同的建议，也被他视为反对变法的顽固思想，被他予以严厉打击。甚至那些曾经的朋友、同仁，都被他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对此，史书有一番总结：“于是吕公著、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 ”
即，那些王安石曾经的支持者乃至好朋友，都遭到了他的打击。其中就包括我们熟悉的欧阳修、司马光等人。其中，司马光很具备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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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司马光曾经是一对好朋友，他们都被宋神宗欣赏、尊重，可谓左膀右臂。但随着王安石主政，双方走向了对立面。
公元1068年，当时即位没多久的宋神宗召集大臣开会，与众人商议如何增加国库的收入。
对此，司马光提出的方案是“节流” ，即裁汰浮费、减少皇亲大臣的赐赏等费用，以实现上行下效、带动全国兴起简朴之风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