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古代祭祀的转变，由人祭变为牲祭，以此达到消除自己罪责的方式

【【爱历史】古代祭祀的转变，由人祭变为牲祭，以此达到消除自己罪责的方式】古代雅典存在着一个引人注意的习俗：由国家供养两个贫穷的孤独之人——最好是一男一女——一年。在庆祝收获感恩节（Thargelien）——在作物收获之前不久举行并且具有赎罪意义时，人们以无花果树的枝叶来扮饰这两个祭品，并用无花果树的枝条鞭打他们，在隆重庄严的音乐声中，让他们在城市中游街。他们的任务是承受所有的罪孽、不洁和过错，亦即所有的罪瘴（Miasma）。之后，他们被带出城市，推下山崖或者烧死。他们的遗骸要被抛入大海。随着这些祭品的躯体的消失，人们相信，市民的所有罪责都得到了补赎，并归于消逝。
我们看到，这种古老的祭祀仪式与古代以色列人以替罪羊祭祀的仪式相似。这两种仪式都是力图通过某种具有物质性的东西来涤除民族的罪责。人们将自己的罪责转予其他事物——人或者动物，之后将这些新的“罪责的承载者”消灭。这种试图将自己的罪责转予他物，而非由自己承担并予以消除的心理机制，至今仍无改变，并且成为需求死刑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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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罪责物质化是人类早期简单质朴的思想意识的表征。赫尔德将当时的这种特性表述如下：人们一直以直观的图像进行思维，还不会将其予以概括和抽象化，即不会将生动的形象转化为纯粹思维性的概念。这也与人类早期对疾病和不幸的看法相关，也像其对于罪责的思维那样，将其物质化，将疾病、不幸与罪责紧密地联系起来，将其视为罪责的直接结果。随着物质化的罪责的消除，疾病与不幸亦会随之祛除并消逝——至少依古代泛灵论的信仰来看是这样的。
其他一些民族也会在作物收获之前不久，举行类似于古代雅典人庆祝收获感恩节的赎罪仪式，举行这些仪式时，通常也会进行人祭。古代（居住于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Azteken）亦是如此。作物收获前不久的那段时间似乎对于整个民族的生存极其重要，因为他们面临着很大的危险：任何一个对他们有敌对意图的神灵都会在最后一刻施予他们不幸和灾祸，作为整个民族生存基础的作物收成亦会不复存在。同时，到处都潜伏着没有得到补赎的罪责，而这些罪责中孕育着不幸和灾祸。所以，我们很容易理解，他们为何要在这种可能产生紧张关系的重要时刻，预先向神灵赎罪并向神灵献祭。通过这种方式可能会让神灵得到满足，而不再在其他方面有更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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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的马赛（Marseille）作为希腊的殖民地时，人们在城市流行瘟疫时，一直试图通过人祭的方式进行赎罪，以图不受瘟疫的肆虐。这里也曾经存在以公共财政供养贫穷之人以进行献祭的做法。在需要时，人们在将其饰以花圈和节日的盛装之后带他们在城市中游行。由此，人们可将不幸和咒语转到这个人身上。每个人都试图将自己感到沉重和抑郁的罪恶转予此人。然后，将此祭品——人类的替罪羊——推下山崖。
此外，希腊北部的莱夫卡斯岛（InselLeukas）亦有关于人祭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直至现在，那里的人们每年都会将祭品从约三百米高的山崖推入大海，以补赎民族的罪责。若该物幸得存活，亦必须立即离开该地区，以将其身上所承载的罪恶带往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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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夫季拉（Abdera）、科洛封（Kolophon）、米利都（Milet）[61]都流传有类似的赎罪仪式。在希腊的罗德岛（Rhodos），人们以一个被判处死刑的罪犯来祭祀克洛诺斯（Kronos）；在塞浦路斯（Zypern），人们把人献祭给宙斯和——依据神话，拥有四只食人的牝马的——狄俄墨德斯（Diomedes），这些都指向了人祭的存在。在其他一些实行祭礼的地方，早期阶段的人祭已经变得较为轻缓，人们只在祭拜神灵的祭坛上洒上血或者仅是象征性地将人作为祭品予以祭祀。此类例子不胜枚举。这里要提及的是斯巴达的男孩，将他们献祭给阿尔忒弥斯（Artemis）的方式是在祭坛上长时间地鞭笞他们，直至鲜血从伤口中流出，洒滴在祭坛上。我们可以从中明确地看出，在这种变得轻缓了的习俗背后是最初的人祭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