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生活|商鞅与韩非法治思想有哪些区别？治国之本与帝王工具，大秦帝国( 二 ) 导语：大秦帝国

总之，韩非子认为“法”、“术”、“势”都是帝王工具，三者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关系，不可偏废；而商鞅的治理理念基本完全靠单纯的法治观念，在实践上而言，韩非将法治、术治、势治相结合的理论，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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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法治思想手段不同
商鞅“君臣共操”、“重赏轻罚”
在法治思想推行的手段上，虽然商鞅和韩非都是出于维护君主专制的统治阶级利益，但由于两人所处的环境不同、时代不同，也使得他们对法的地位，法的执行者的主张也存在一定区别。
商鞅要求君主必须带头遵守国家法律，为了确立法令的权威性，他提出“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的观点，法高于一切，即使是君主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法者，君臣之所共操” ，君臣都是执法者，官吏和君主都有一定的独立执法权力，商鞅不主张君主独揽一切权力，而是提倡君臣合作共治国家。
在刑罚方面，商鞅与韩非有不同侧重，他明确提出“轻罪重罚”的观点，他认为，只有对轻罪处以极重的刑罚，才能防止人民犯更大的罪，因而他主张用恐怖手段制造威慑力来驱使民众服从统治，用刑罚统治人们，才会使人们害怕，才能没有奸邪，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商鞅确立了一系列严厉刑罚措施。
商鞅还反对任何形式的刑罚减轻和赦免，他主张“刑重而必” ，任何犯法都不能逃脱严刑；当涉及到“刑赏”时，商鞅也主张“刑多而赏少” ，反对滥赏，只赏有功于农战和告奸的人，后来发展的直接取消赏。
商鞅反对儒家的德治主张，坚持提倡重刑主义，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 ，但商鞅也不否认道德具有一定的教化作用，承认道德的感召作用，但其认为道德的感召作用来自于君主的强力，而君子的强力则来自于刑罚的威慑力，而不是来自于君主的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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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导制其臣”、“刑赏二柄”
在法的推动和执行上，韩非认为，刑、德是执法的手段，必须牢牢把握在君主手上，不能落入人臣之手。基于韩非对人性逐利的理念，他认为君臣之间只能是交易关系，所以君主不能放权，但君主也不可能直接管理和控制所有人民，这就借助臣子管理人民；君主只要控制了官吏，就等于控制了民众。
韩非的“法” ，是君主个人意志的体现，是君主权力的派生物，君主不能与人分享政权，也不能与臣下分权，法就是君主的命令和意志，法就是维护君主专制的工具。对于法的创立，只有君主才有法律制定权，臣民没有立法资格。所以，在韩非的严重，君主用威势去行法用术，在完备的法令下，让臣子听令行事，奉公守法，法令只是君主控制臣下的制驭之术而已。
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刑罚方面，他也赞成“以刑去刑” ，认为重刑可以止奸，他认为杀一人而引起众多人的警觉，才叫法治；但韩非在极力主张重刑的同时，也注意到实施重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韩非在厚赏厚罚、惠誉相当的基础上，强调“求过不求善” ，使得严刑重罚的法治思想路线，在“刑赏二柄”的理论上更为完善，对后来秦国实行的严刑峻法，刻薄寡恩的统治政策，起到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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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韩非法治思想实行目标不同
商鞅的法治思想是为富国强兵，统一天下
商鞅不仅是法家思想体系的奠基人之一，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被秦孝公重用后，在秦国大刀阔斧地实行商鞅变法，取得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成就，使秦国国力大增，从弱国一跃成为战国时期霸主式的国家，商鞅法治思想及其改革目标就是为了富国强兵，为秦国一统天下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