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礼与法中的蒙元帝国军事密码( 二 ) 钱冠宇/文历史上

【经济观察报|礼与法中的蒙元帝国军事密码】在军事祭祀上，蒙元军队的“洒祭”和“人祭”也是具有浓郁内亚军事色彩的仪式。《元朝秘史》和《元史》中记载，蒙元军队出征前习惯向军旗泼洒马奶，并在战争结束后杀死被俘的敌人献祭。周思成引用印度莫卧儿王朝建立者巴布尔的回忆录等史料证明，这些礼仪都不是蒙元军队独有，而是属于内亚军事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二
蒙元史素来被称为一门世界性学科，因为蒙古征服涉及13到14世纪世界的诸多地区和民族，也留下了多语种的史料文献，这就要求蒙元史研究者具备超强的语言能力，至少应该能够阅读蒙、汉、藏、波斯、突厥、阿拉伯语等语种的史料。除此之外，治蒙元史者还需要在庞大的史料堆中爬罗剔抉，搜取有利于自身研究的相关信息，其难度之大，绝非治中国史其他时段可比拟，诚如周思成在《规训、惩罚与征服》中自道：
“在蒙元帝国的史料群中，军事礼仪和军事法的具体面貌都比较破碎和虚化，需要做大量的钩稽和复原工作；换言之，就是要广泛搜集散落在汉文史料和域外史料、同时代史料和晚近史料中关于蒙元帝国军事礼仪和军事法的记载，用语言学和历史学方法加以甄别考订，追溯历史现象背后的社会心理、经济和政治结构，解析其中蕴藏的独特的游牧军事文化。 ”
周思成这里说的“语言学和历史学方法” ，也可以称为“历史语言学” ，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洲东方学界形成的一种学术传统，其基本方法是还原某一文字史料中音译的外来词，并将之与其他文字史料进行对勘比较，由于这些外来词大多涉及名物制度，因此对于解决内亚史上的疑难问题至关重要，法国天才学者伯希和就是利用这种方法从事学术研究的典型代表。
在中国史学界，这种历史研究方法又被叫作“审音勘同” ，也就是清华大学藏学教授沈卫荣近些年大力呼吁回归的“语文学”（Philology）传统。抛开漫长的学术史不谈，这种研究方法的核心要义就是要求历史研究者必须彻底读懂史料文献中音译外来词的准确含义。
南京大学蒙元史教授陈得芝曾指出， “元代文献中的非汉语译名存在着大量同人异名、同名异译，以及译名的讹脱、颠倒等现象（有些是来自原文的语音差异或书写错误），更何况这些人、地、部族、职官等专名来自蒙古、突厥、吐蕃、南亚以及西域多种语言，迄今仍有不少是中外学者都难以复原和解释的。 ”由此可知，治蒙元史者“审音勘同”面临的重重困难。
根据介绍，周思成本人“通晓英语、法语、德语，能阅读日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拉丁文、波斯文、阿拉伯文、藏文、维吾尔文和蒙古文” ，毫无疑问具备了蒙元史研究的语言能力，也让读者对他的研究成果增添了许多信心。
譬如在讨论著名的《移相哥碑》中记载的蒙古射礼时，周思成就充分展现了语文学方法对于研究的重要意义。 19世纪初，《移相哥碑》被俄国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土，上面刻着五行回鹘字蒙古文，译成汉语的意思是：“成吉思汗征服撒儿塔兀勒百姓还师，全蒙古兀鲁思之官人，聚会于不哈速赤忽之地，移相哥远射，矢中三百三十五庹之处。 ”
移相哥是成吉思汗之弟哈撒尔的次子。 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中亚的花剌子模国，大军在名为“不哈速赤忽”的地方举办盛大宴会，并进行了一场远射比赛，结果移相哥在比赛中胜出，射出了三百三十五庹（音tuo ，长度单位）远。为纪念如此罕见的射程，成吉思汗下令刻碑铭记。
今天人们之所以能够读懂《移相哥碑》，都要归功于学者们对碑文进行的破译和转写。周思成在书中引述了澳大利亚蒙古学家罗依果（IgordeRachewiltz）的研究成果，指出“远射”这个关键词的词根拉丁转写为ontud- ， ontud-作为动词使用时，意为“将箭射向空中”或“将箭射过箭垛” 。《元朝秘史》中也出现过该词，汉字音译为“桓秃察周” 。据此，周思成结合其他史料总结出蒙元军队射礼的三个特点：一是比赛谁射得远（“桓秃察周”）；二是具有鲜明的军事化色彩；三是射礼与讲武礼关系密切。